
王健林14年后重新掌舵 将有何变化
【王健林14年后重新掌舵 将有何变化】2026年11月,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一纸工商变更,把72岁的王健林重新推回了董事长的椅子上。上一次他坐这个位子,是2012年。那一年,他正在全球扫货,AMC院线、传奇影业、马德里竞技,买得顺风顺水,“一个亿小目标”还没成为网络梗,万达广场正以每年数十座的速度在中国城市里铺开。14年后,同一张椅子,坐上去的重量完全不同。这一次,他不是回来扩张的。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商管发生工商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由王健林接任。陈洪涛是2000年就加入万达的老臣,2026年6月才从张春远手中接过董事长一职,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不到五个月。更早之前,张春远的任职也不足两年。董事长位子在一年多时间里换了三任,最后坐回创始人自己身上。同日,张春远、黄国斌等人重新出任董事,监事层面亦有调整。但“重新掌舵”这个说法需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王健林接任的是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而万达广场真正的运营核心——珠海万达商管——控制权早在2024年就已易手。太盟联合中信资本、阿布扎比投资局等机构向大连新达盟注资约600亿元,拿下珠海万达商管60%股权,万达系持股降至40%;十人董事会中投资方占六席,万达仅占四席。太盟合伙人黄德炜出任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董事长,万达老臣肖广瑞辞去CEO职务。换句话说,王健林这次出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不是收回已让渡的控股权,而是在自己仅剩的核心平台上,重新站到台前。
那他为什么还要回来?因为账,已经推不动了。 截至最新披露期,万达商管有息负债超过1400亿元,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超过300亿元,而账上可用现金约116亿元,流动性缺口一目了然。惠誉的评级报告说得更直白:扣除卖资产回笼的资金之后,经营现金流勉强够覆盖2026到2027年的还本需求,再往前腾挪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债务展期、资产出售、与投资人周旋,每一件都需要有人在最顶层拍板。职业经理人层级的常规流程,在这种局面下已经不够用了。分析人士的判断很一致:王健林亲自掌舵,“短期内更可能体现为加快资产处置、稳住运营团队、争取债权人信心,而不是大规模新开或升级商场”。
要理解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得把时间拨回2016年。 那一年,万达商业因不满港股估值,私有化退市,签下对赌协议,承诺2018年前完成A股上市。A股对房企的闸门随即收紧,上市之路封死,对赌失败。于是有了2017年那场“世纪大甩卖”:13个文旅项目作价438亿卖给融创,77家酒店作价199亿卖给富力,637.5亿元回笼资金几乎全部用于还贷。当时外界把这解读为“壮士断腕”,事后回看,那只是债务雪崩的第一片雪花。
2021年,为谋求珠海万达商管赴港上市,万达引入以太盟为首的22家投资者,融资约380亿元,对赌条款白纸黑字:2023年底前不上市,需支付约300亿元股权回购款。此后四次冲击港股,四次失败。2023年底对赌触发,太盟没有选择抽身,而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入场,用600亿元换走了控制权。2025年5月,太盟主导的财团再以约500亿元收购48座万达广场,太盟仅出资约50亿元,却通过杠杆撬动了十倍资金。万达保留了运营权,但角色从“地主”变成了“管家”。自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让的万达广场已超过80座,回笼资金超900亿元。卖资产还债这条路走得通,但每卖掉一座广场,商管未来能收的运营管理费就少一份。
而在王健林个人“瘦脱相”的这几年里,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地壳运动。 202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冲到13.76万亿元的历史峰值,新建商品房销售额18.19万亿元。到2025年,开发投资降至8.28万亿元,销售额只剩8.39万亿元——四年时间,楼市少卖了9.8万亿元。住宅新开工面积连续四年降幅超过20%,2026年前三季度开发投资同比再降20.6%。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8.71万亿元塌缩至2025年的4.15万亿元,2026年前三季度只剩1.6万亿元,同比又降27.9%。建筑业一年减少762万从业者,钢筋工、模板工、抹灰工成批离开工地。这不是周期波动,是整整一代房地产扩张模式的退场。
现实案例摆在眼前:上海青浦正荣中心项目烂尾四年,七折法拍依然流拍;武汉中心大厦封顶十年仍未投用,项目公司被提出破产清算。而房企老总“进去”的名单也在拉长。最具标志性的是许家印:2026年8月,深圳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单位行贿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被罚88.2亿元,恒大地产被罚70亿元,恒大系56名涉案人员同日被判刑。此外,正荣地产实控人欧宗荣被采取强制措施,上实发展原子公司董事长曹文龙二审被判二十年六个月,中粮集团原副总经理周政获刑十二年。当行业从“胆大者通吃”转向“违法者出局”,王健林还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卖广场,本身已经是一种残酷的“幸存”。
所以,72岁王健林重新掌舵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夺回”,而在于“在场”。 他回来的是一张被债务、对赌后遗症和股权重组反复揉搓过的摊子。他坐在董事长的位子上,能确保的是:在“卖什么、留什么、怎么卖”这些已经没有容错空间的问题上,不再有任何一层信息衰减或执行犹豫。对债权人、对运营团队、对还在观望的潜在接盘方而言,创始人在场,意味着有人对最终决策负责。
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行业隐喻:十四年前,王健林卸任商管董事长,是因为他要去征服更大的版图;十四年后,他重新坐回来,是因为版图已经缩到必须亲自看守的程度。他回来守住的,不是万达的扩张权,而是万达在轻资产模式下的最后一段缓冲带。至于这条缓冲带能撑多久,答案不在那间董事长办公室里,而在接下来每一座万达广场的出售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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