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6月30日电（崔隽）近日，中山大学宣布，著名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受聘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将在大湾区定居和工作。

在基础科学和高精尖重要领域，这两年已有多位顶级学者回国任教，如国际力学、材料及工程科学领域顶级专家高华健，计算物理学家陈沪东，普林斯顿大学核物理学家刘畅，著名数学家林华新等。有观点认为，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科学家归国潮。

6月27日，中山大学举行聘任仪式，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加盟中大，受聘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图源：中山大学官网）

如今，海外华人和华裔学者正面临地缘政治博弈的严峻趋势，其危机感正日益加深。同时，“中国机遇”的发展可能性和想象空间正在无限扩张，形成对海外人才的强大牵引力。推力和拉力共同促就人才迁徙和流动，看似是个体选择的汇聚，实际上也是时代潮声的激荡。

“回国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张益唐是当代数论领域的杰出学者，他因证明存在无穷多对间隙小于7000万的相邻素数对而闻名于世，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实质性推进解决著名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并在与黎曼猜想有关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此前，张益唐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任教。早年在赛百味打零工和在大学当“编外教师”的困顿经历，为他增添了一份大器晚成的传奇色彩。这次他受聘的中山大学中国香港高等研究院，其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应用数学。校方称，将与张益唐一同攻坚基础数学前沿，为推动世界数学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与张益唐类似，专攻算子代数的著名数学家林华新，在俄勒冈大学任教30年后，也于去年回国，在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SIMIS）担任全职教授。“我一直梦想著在上海全职工作，SIMIS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曾这样说道。

资历和声望并重的大师级学者归国，对国内高校人才培养和产业化实践能够起到强大带动作用。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图灵奖得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2004年，他离开普林斯顿校园，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此后20多年，他塑造了国内一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和一代学术人才。2024年6月12日，姚期智接到习近平主席回信。信中写道：你回国任教二十年来，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在清华大学潜心耕耘、默默奉献，教书育人、科研创新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向你表示诚挚问候。

如今，对于年轻的学者而言，随著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布局和推进，其学术和职业发展空间也大有可为。例如，对于离开普林斯顿回到清华的核物理学家刘畅而言，新一代核能能源技术的发展是国家未来的重要目标之一，可控核聚变则是该领域中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突破的关键技术，而核聚变正是他的主攻项目之一。在国家持续高速推进核电使用的环境下，刘畅的研究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又比如，在中国数字技术战略与产业布局关键期，曾任知名区块链技术公司阿尔戈兰德首席科学家兼理论研究主管、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系助理教授的陈婧，于2023年回国加入清华。在清华大学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段视频中，陈婧表示：“我就是要做最好的科研，而当时最好的科研在美国，我要去学习，在美国做我的科研工作，但其实我一直并没有觉得会一辈子待在国外。”

此前，“区块链”已于2019年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技术，明确其作为新基建组成部分，强调其在金融、司法、物流、能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陈婧所研究的高性能区块链协议、安全共识机制等则可以为打造自主可信的区块链生态体系提供助力。

除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前景，文化心理因素也是吸引学者回国的因素之一。沈捷曾任美国普渡大学计算与应用数学中心主任，今年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任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回国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这种感受与许多学者于西方学术机构中遭遇的疏离感和异化感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最聪明的人才即将离开”

近些年，美国对海外人才，尤其是华人和华裔学者的打压政策，使学者丧失支持性的研究环境，最终起到了人才加速回流的推力作用。

《外交政策》曾刊文表示，中国科研人员回流加速可追溯至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学术界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这项计划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以防止中国“从美国窃取信息”。此后美国政府频繁凭空捏造“中国学术间谍”，大兴冤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华人教授陈刚被捕。

据一项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发表的研究统计，仅在2019-2021年间，就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开展研究。

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特朗普政府期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寒蝉效应已经形成。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行动计划”展开了三年多调查之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华裔科学家“觉得自己不受欢迎”，72%的人“觉得自己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不安全”，约70%的人“对美国政府调查华裔研究人员担惊受怕”。

专家对此发出警告称，若形势继续恶化，从长远来看，持续的人才流失可能将对美国的科研工作造成重大打击。《纽约时报》也曾撰文预警：“美国最聪明的人才即将离开。”

如今，担忧程度还在加剧。第二任期内，特朗普政府的削减开支和对外国学生的限制正在进一步引发人才流失。据《纽约时报》 报道，为美国大部分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其拨款速度已达到 35 年来的最慢水平。正在审议的“大而美法案”也会进一步削减科学方面的开支。

斯坦福大学科学史学家罗伯特·N·普罗克特曾公开表示，特朗普针对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仅会扰乱科研拨款周期，还会颠覆耗时数十年建成的科学基础设施，从而迎来“无知的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海外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力度，要求对申请对象进行全面审查，包括社交媒体信息。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移民研究副主任大卫·比尔曾指出：“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所依赖的研究人员很多都来自中国，继续这样下去会对美国公司和美国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每一次归来都恰逢其时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曾长期对海归学者进行研究。他总结，76年来，中国共出现过三次“海归潮”，当前正处于第三次海归潮震荡延续中。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等科学家突破重重封锁归国，研制“两弹一星”，在艰苦条件下奠定了现代国防与工业基础。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海归人才带著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和知名院校的教育经验归来，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腾飞。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催生全球人才流动拐点，在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所释放的强劲引力下，一批顶尖学者集体归国，推动高科技产业崛起，重塑全球创新版图。

根据孙玉涛的研究，从第三次海归潮开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期待已经开始转变。前两次科学家回国，科学家带来了更新的设备、引进新的知识体系，编写教材，填补中国科学界的空白；第三次海归潮时，回归的科学家除了带回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和合作网络等，还能引进国外的机制和培养经验。“更核心的问题是人，一些领域我们为人所制，是因为顶尖的人不在国内。因此，很多科学家回国之后开始著手培养人才，带队伍。这是很重要的命题。”孙玉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总体而言，每一次学者归国潮，其实都恰逢其时，精准对应著国家建设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制度建设、学科创立与科技产业化等方面，深刻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