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6月17日电  在《大公报》报庆123周年前夕，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大公报》是中国报界的老寿星，历经123年风雨，其贡献不可磨灭，其贡献与地位举足轻重。从清末维新到抗日战争，再至新中国成立，并在香港复刊，《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爱国情怀一以贯之，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

百年报业风云激荡，抗战岁月铸就传奇。今年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方汉奇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回溯了《大公报》在那段动荡岁月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盛赞其在国难当头之际，勇担时代使命，成为抗战舆论的“中流砥柱”。抗战时期的办报实践堪称“报业史上的精神丰碑”。方老说，战时物资极度匮乏，报社不得不使用粗糙的“土纸”印刷，即便在如此窘迫的条件下，《大公报》仍以“一日不辍”的坚守传递抗战声音。

抗战这段历史不仅是《大公报》逾百年报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更让其在蒙受巨大牺牲的淬炼中，确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贡献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赢得了盛誉。

方汉奇告诉大公报记者，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在1936年创办上海版，也完全出于抗战需要，因为“天津虽然有租界，但塘沽协定以后，中央军撤到保定以南，天津已经属于特区缉查政务委员会的范围了。”之后，《大公报》在抗战期间又创办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一张民营报纸办了六个版，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绝无仅有。”

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公报》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先后经历六次迁馆，报馆资财设备在战火中损失殆尽。报馆员工和万千流离失所的难民一同辗转奔波，但却始终坚守著新闻人的气节与底线，坚决不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任何一期报纸。

方汉奇指出，《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辉煌的新闻事业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同时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牺牲。正是在这个时期，《大公报》先后损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后就只剩下重庆版“一盏明灯”，顽强地坚守到抗战胜利。当“日本投降矣”5个八栏高的标题大字跃然报端，大公报人极力的宣泄著内心汹涌的情感，“这个标题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个句号”。

方汉奇表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大公报》在这十四年都是在为抗日战争的准备、进行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做舆论上的铺垫、鼓吹、激励和推动，一以贯之，矢志不渝。“《大公报》的巨大损失是为国家付出的，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承担苦难的《大公报》这一群体，非常难能可贵。”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法租界创办《大公报》，积极倡导维新思想。1926年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使《大公报》成为独立民营报纸的典范。抗战时期，《大公报》坚守抗日宣传阵地，辗转多地坚持出版，影响力达到顶峰。按照方汉奇的观点，“《大公报》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雨，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

方汉奇指出，作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历史都是”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积极的形象“，爱国情怀矢志不渝，在香港发挥了舆论的中流砥柱作用。

“《大公报》名字起得好，影响也最深远。”百岁期颐的方先生欣然题写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短短十字，字字千钧。他希望《大公报》能继续发扬大公精神，寄语大公报人将个人事业融入整体利益之中，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再创新的辉煌。

2016年，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两家传统爱国媒体组成了“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方汉奇告诉记者，《大公报》和《文汇报》都是近代著名的报纸，两份报纸合在一起携手并进，力量更大，影响更深远，是强强联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