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晚上，一则新闻引起了全港市民的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下午就粉岭皇后山邨、山丽苑居民食水水质事件亲自召开高层督导会，提出四点指示、十项措施，力保供水安全。会后，发展局实地调查导致食水有沥青等物料的供水喉管，加紧溯源工作；水务署马上布署皇后山邨及山丽苑的管理公司检查内部供水喉管、清洗水缸；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立即召集区议员、北区三会成员及北区六个关爱队小队，联同房屋署人员探访居民，成功接触超过850个住户。仅过一天，大部分居民反映水质在加强清洗水缸及加装过滤网后已有显著改善。

民生无小事，化解危机须及时。行政长官李家超及本届政府就任近3年来，一直致力提升地区治理水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曾率队到内地学习“枫桥经验”，在香港的地区治理中积极实践，已经取得令人关注的实效。

在内地广为人知的“枫桥经验”，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其核心是发挥社会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矛盾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历经60余年发展，“枫桥经验”巳从地方实践升华为全国性治理范式。

笔者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在调研中发现，近三年来香港地区治理出现明显变化，没有昔日的“疾风暴雨”、“风飑电击”，呈现出“风平浪静”、“春风化雨”的和谐景象。和谐的背后，引入“枫桥经验”功不可没。

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社会阶层多级、文化背景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治理的难度很高，特别是地区治理非常复杂。用好社会调解的手段，打造“枫桥经验”香港版，无疑是地区治理的一条新门路、新途径。

社会调解，带来“三减一升”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了不少典型案例，其中以下两个发人深思。

第一个是处理“垃圾屋”的案例。一名独居长者囤积杂物成癖，令家中杂物、垃圾堆成山，长年传出异味。邻居困扰多时，但碍于“垃圾屋”属私人财产，未经业主的同意根本无法入内进行清理。区议员接到投诉后，与“垃圾屋”业主反复沟通，说服其允许关爱队进屋清理垃圾，成功解决了长者家居卫生问题，改善了邻里关系。

第二个是离婚人士赡养纠纷的案例。一对离婚五年的夫妇，因赡养费问题多次对簿公堂。男方在破产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支付法院判决的金额，女方独自承担抚养女儿的压力，关系恶化，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后来，在法官的建议下进行调解，双方同意调整赡养费金额，化解了纠纷。

第一个涉及“独居长者”，用法律方式解决显得“小题大做”；第二个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且已对薄公堂仍未有效化解矛盾。以上两件事情用调解的方式则效果最好。

民青局局长麦美娟巳成为基层问题的“调解专家”。她向笔者介绍，社会调解已给香港带来“三减一升”的明显效果。

民青局局长麦美娟

其一，减少“大冲突”。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若冲突双方恢复到理性状态，各让一步，社区工作人员再用好资源，帮双方一把，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社会调解作用发挥得好，就能避免“小矛盾”演化“大冲突”。

其二，减少“硬伤害”。社区居民同处一个空间，今天不见明天见，地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和谐相处，多用调解的手段化解矛盾，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硬伤害”。“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心无块垒，长期相处更和谐。

其三，减少治理成本。用法律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必须支付诉讼成本，除了金钱支出，还有时间和精力，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往往搞得人心力交瘁。香港的司法资源也非常宝贵，无论多么细小之事都对薄公堂，也严重耗费司法资源。采用调解方式，不仅可以减少当事人的成本，也可以减少社会治理成本。

其四，提升了“治理温度”。地区治理应该是“有温度”的，多用调解方式解决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令居民感受到“有事好商量”的氛围，可以“融冰化雪”，令人春风拂面、喜上眉梢。

治理架构重塑，“四心”效应凸显

“调解”并非一个新概念，为何过往效果不彰，而现在立竿见影呢？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用好调解这个法宝，地区治理构架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地区治理主要依靠区议会，而区议会在政治风波中越来越偏离服务和咨询的功能，一度成为“乱港平台”，不是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这样的地区治理架构，当然无法行使调解职责。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本届政府就任后，重塑地区治理模式。先是在香港18区成立了452个关爱队，每队由8-12人组成，由民政专员统筹，形成“政府+社区”联动枢纽。此后，特区政府公布了区议会改革方案，令区议会回归《基本法》规定的“非政权性咨询组织”定位，并强化监察机制。

2023年11月，新一届区议会成功选举，470名议员通过委任、选举、当然议员等多元渠道产生，确保爱国爱港人士主导；2024年1月，新一届区议会正式履职，区议会、地区“三会”和关爱队共同构成了香港地区治理的基本架构。

改革后的地区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专心，爱心，耐心，善心。

所谓“专心”，就是心无旁骛地服务市民。一方面，及时把市民的诉求上报给政府，并提出建议方案；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惠民措施落实到社区，并征询居民的意见。地区工作人员真正成为居民的“服务生”、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联络人”。

所谓“爱心”，就是主动为市民排忧解难。在华丰大厦火警事件中、东涌大规模停水和黄大仙大规模停电等事件中，区议会和关爱队迅速协助疏散居民，持续多日逐户探访，提供情绪支援和应急物资。除了在紧急事件中积极作为，常态化的服务更是“精耕细作”，赢得居民的普遍认可。

所谓“耐心”，就是面对矛盾不回避，而是“剥茧抽丝”，找准症结，持续用力解决。比如，一些社区居民反映的巴士线路规划不足、康文设施不够等事项，民政专员和区议员三番五次地实地查看，争取政府投资建设。

所谓“善心”，就是凡事与人为善，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统一。比如，过往涉及“跨选区协作”事宜很难办，现在则协作顺畅。湾仔区10名议员联合推动巴士路线优化，处理个案效率提升30%；沙田区议员以区域整体利益为重，推动13组“人人畅道升降机”工程，解决了无障碍设施缺失问题。

未来发展，聚焦重点促升级

 “枫桥经验”的香港版初见雏形；未来，还须不断丰富其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升级。依笔者之见，应聚焦以下三个重点：

其一，法治与德治并重。任何一个人都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下生活，“枫桥经验”所用的手段是调解，调解需要讲法律，也需要讲道德，最终是让当事人规范自身行为。因此，民青局应更加重视对民政专员及地区工作人员的培训，练好内功，提升调解的整体水平。

其二，突出家风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好”则“肌体健”，应提炼家庭核心价值观，借鉴内地评选“最美家庭”的做法，探索开展类似的活动，为社区居民树立“好家庭，好家风”的标杆，让大家学身边的人和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形成预防矛盾纠纷的氛围。

其三，强化“数字赋能”。化解矛盾纠纷，不仅可以在线下“面对面”进行，也可以在线上“键对健”进行。随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地区治理要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平台、新场景，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沟通方式，提升调解效能。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即将来港考察调研。他每次来港调研都与民政机构负责人员、社区治理工作人员交流沟通，并实地查看地区治理的创新成果，鼓励大家拓宽思路，做实地区治理工作。

 “枫桥经验”香港版，正是香港地区治理的新亮点、新抓手、新思路，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分析总结，明确下一步的突破重点，让“枫桥经验”在香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盛不衰。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