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税率，同时废止自1994年以来实施的相关免税规定。这意味著延续三十余年的一项外籍个人税收优惠正式退出。表面看，这是个人所得税领域的一次政策调整，但放在我国利用外资政策不断调整完善的大背景下观察，其意义并不仅限于增加多少税收收入。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涉外税收制度正在逐步减少因投资者身份不同形成的税收待遇差异，外资政策的著力点也在由过去较多依赖优惠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制度建设。

从税制本身看，此次调整首先解决的是不同投资主体税收待遇不一致的问题。1994年出台相关政策时，我国正处于扩大开放、积极吸引境外资本的阶段，资本、技术和外汇相对稀缺，对外籍投资者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这一政策长期延续下来，也形成了境内外自然人投资者在股息红利所得税负上的明显差异。不同主体之间较大的税负差异，还会客观上形成税收筹划空间。例如，部分投资者可以通过境外持股、返程投资等方式重新安排投资架构，以利用不同主体之间的税负差异。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国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吸引国际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以及其他要素支持都是地方招商引资的重要工具。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市场、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集群和创新能力也发生明显变化。跨国企业是否进入中国、是否继续追加投资，考虑的已不仅是某一项税收优惠，而是市场容量、供应链效率、产业配套、研发能力、人才供给以及政策稳定性等综合因素。因此，此次政策调整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不再需要外资”，也不能理解为利用外资政策发生方向性转变。恰恰相反，中国仍然需要高质量外资，特别是能够带来先进技术、现代服务、全球市场网络和研发能力的长期资本。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吸引外资的方式，即逐渐减少单纯依靠投资者身份给予特殊待遇，更强调通过市场机会和制度环境形成长期吸引力。

那么，取消免税是否会增加外籍投资者的实际负担？答案并不像“0%提高到20%”这么简单。许多国家对本国税收居民的境外所得实行相应的征税制度。过去外籍个人在中国取得股息红利享受免税，并不意味著这部分所得回到其税收居民国后仍然完全免税；此次中国恢复征税后，如果投资者符合相关税收协定以及居民国关于外国税收抵免等制度安排，其在中国已经缴纳的部分税款可能在居民国得到相应抵免。这意味著，中国境内税负增加并不必然等于投资者全球最终税负同比例增加。对于能够较为充分利用外国税收抵免的投资者而言，新增实际负担可能明显低于名义上的20个百分点；相反，对于来自低税地区、原先实际享受中国免税且无法充分利用境外税收抵免的外籍自然人投资者，税后投资收益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加明显。因此，新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差异和投资者差异，不能简单地用20%的名义税率推算所有外资的实际成本。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网站截图

这也涉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新规会不会影响外商继续投资中国？短期看，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影响。税收本身就是投资回报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由外籍自然人直接持股、利润分配比例较高或者对税后收益较为敏感的投资项目而言，取消免税会降低部分投资者的税后回报，企业也可能重新评估自然人直接持股、境外公司持股以及利润留存再投资等不同安排。如果其他条件基本相同，一个经济体突然减少税收优惠，理论上当然会对其相对投资吸引力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把此次调整解释成“对外资完全没有影响”并不客观。

但从中长期看，这种影响又不宜被夸大。首先，本次调整直接针对的是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并非对所有外资企业普遍提高企业所得税，也不是对所有境外投资者统一增加20个百分点税负。其次，跨国公司的大型对华投资通常以企业法人等组织形式进行，投资决策取决于市场、成本、供应链、技术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因素，个人股东层面的一项税收政策通常只是其中一个变量。更重要的是，我国当前对外资并不是简单地“取消优惠”，而是在调整优惠方式。当前外资数据也说明，对这一政策的影响需要作结构性判断，而不能只看一个税率。2025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但实际使用外资7476.9亿元，同比下降9.5%。进入2026年后，这种“企业数量增加、实际使用外资承压”的特征仍然存在。2026年1—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这说明中国吸引外资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外资来不来”，而是投资规模、结构和质量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一项个人股息红利税收政策很难成为决定外资流向的唯一变量，但其对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仍值得关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外资而言，税率高低固然重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同样重要。此次政策自2026年9月1日起执行，并同步废止实施三十余年的原有免税规定。对于已经按照原有制度安排长期持股和收益预期的外籍自然人投资者而言，需要一定时间重新调整税务和投资安排。因此，下一步政策执行中，除了依法征税，还需要做好税收协定适用、外国税收抵免、存量投资安排等方面的政策解释，减少投资者因信息不足而产生的不确定预期。从稳外资角度看，真正需要防止的并不是取消某一项优惠本身，而是市场将个别税收政策调整误读为我国外资政策整体收紧。

从更长时期看，此次调整可以看作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由“优惠竞争”向“制度竞争”转变的一个观察窗口。过去依靠身份型优惠吸引资本，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随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变化，更可持续的引资方式应当是让不同市场主体在更加统一、透明的规则下竞争，同时把有限的政策资源更多用于鼓励研发创新、扩大再投资以及发展高技术产业等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领域。对外资而言，中国未来真正能够形成长期吸引力的，也越来越不是某一项针对特定身份的税收减免，而是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供应链效率以及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因此，取消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外资优惠退坡”，更准确的观察是：中国仍然需要并欢迎外资，但吸引外资的方式正在改变——由更多依靠身份型优惠，逐步转向依靠市场吸引力、精准政策激励和制度型开放。

（本文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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