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军事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原油供应遭受冲击，国际油价一度冲高至每桶 115 美元以上，市场普遍担忧油价将突破 150 美元大关，全球经济面临严峻通胀风险。放眼全球，地缘冲突放大能源供应链脆弱性的案例正在不断上演：作为原油资源大国的俄罗斯，受本土炼油设施遭到持续打击影响，2026 年 6 月爆发全国性燃油危机，56 个地区实施燃油配给，加油站排起长队，汽油、柴油价格创下 20 年来最大周涨幅，普京政府被迫出台汽油、航空燃油出口禁令，优先保障国内供给。高度依赖俄成品油进口的内陆国家蒙古国随之被波及，该国成品油 100% 依靠外部采购，80%—95% 的供给来自俄罗斯，危机之下国内燃油库存快速下滑至仅可支撑 13—15 天消费，矿山生产、煤炭外运面临停滞风险，政府高层辗转多国斡旋，紧急向中国、韩国寻求多元化供油渠道。部分经济体因供给单一、缺少缓冲空间，陷入油荒、物价上涨的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中东危机中市场并未上演此前预判的失控暴涨，中国原油进口连续数月大幅回落，成为平衡全球原油供需的重要变量，这一现象受到多家海外媒体与研究机构的深度关注与讨论。

原油进口连续回落 国内经济运行平稳

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4—6 月我国原油进口连续走弱：4 月进口原油 3841.7 万吨，同比下降约 20%；5 月进口 3308.1 万吨，同比下降约 29%；7 月 14 日发布的 6 月原油进口数据为 2927 万吨，同比大幅下降 41%，延续下滑态势。战前我国原油日均进口约 1170 万桶，冲突爆发后回落至日均 820 万桶，日均减少进口约 350 万桶，降幅约 25%，减量规模接近日本全国单日石油消费量，相当于阿联酋绕道霍尔木兹海峡管道输油量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进口大幅收缩期间，我国并未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商业石油库存不降反升，国内没有实施交通限行、强制节能等管控措施，社会生产生活保持正常运转，与俄罗斯、蒙古国出现的排队加油、配给限制形成鲜明对比。

欧洲媒体德国之声推出专题视频报道聚焦这一市场现象，报道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热议。国际原油市场分析师罗里・约翰斯顿在节目中表示，中国确实挽救了全球原油市场，中国原油进口收缩的幅度，超出包括自己在内一众行业分析师的预期，中国削减的原油进口规模，已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为应对美伊战事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总和。约翰斯顿同时指出，令人意外的是，原油进口大幅下降，并未对中国经济形成明显冲击。

与原油进口大幅收缩形成对照的是，我国外贸保持强劲韧性。海关总署数据显示，6 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 20.8%，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国新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披露，上半年我国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高速增长：锂电池出口增长 37.6%，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两轮车出口分别增长 68.7%、45.1%、31.5%，凸显我国能源转型产业的对外竞争力。

资料图为工作人员给汽车加油。图片来源：新华社

多重能源底牌构筑抗风险韧性

为何在全球竞相抢购原油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压缩原油采购，同时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反观俄罗斯、蒙古国的教训不难发现，能源安全绝非简单“有油可买”。俄罗斯原油储量充足，但炼油加工环节遭到破坏，成品油供给瞬间失守；蒙古国完全没有炼油能力，油源高度单一，上游供给一旦收紧，整个国家经济就直接承压。总结来看，中国拥有四大核心支撑：规模远超欧日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多元化原油进口来源、国内原油产能与煤化工产业兜底、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据保守测算，截至 2025 年底，我国战略与商业石油总储备达到 14—15.5 亿桶，远超国际能源署 90 天安全储备标准，可支撑国内近半年供应；油价走高之后，我国暂停高价补充战略储备，仅此一项日均减少约 100 万桶采购需求，不必在恐慌行情下跟风抢油。

依托富煤资源禀赋发展的煤化工产业，形成独有的化工原料替代能力，煤化工产品折合原油年对冲能力超过 4000 万吨，能够有效降低国内对石脑油、乙烷等石油基原料依赖，这是多数石油进口国不具备的战略纵深。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4300 万辆，每日可替代超 100 万桶汽油消费。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评价，可再生能源转型，是中国抵御本轮能源危机的关键因素。2025 年国内成品油需求连续两年走低，标志国内石油需求或提前触顶，该替代属于结构性变化，不会随油价回落发生逆转。

牛津能源研究所发布《中国的原油杠杆》专题报告，复盘本轮中东能源危机中中国的市场作用，提出“第四种石油储备”概念：除油田、战略储备库、商业库存三类传统供给缓冲之外，中国拥有一套可灵活调节的石油需求弹性空间。依靠富余炼化产能，可优先保障民生成品油供给，压缩非刚需化工原料用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陆路管道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稳定输送；国内原油年产 400 多万桶形成基础供给；叠加煤化工、新能源的替代效应，共同构筑这套特殊缓冲机制。报告分析，传统能源模型习惯于将中国原油需求视作刚性变量，却忽略中国可以主动延后、替换部分非刚需石油消费的能力，这也是本轮多家海外机构油价预测出现重大偏差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蒙古国的案例恰恰反证：缺少炼化冗余、替代路径与多元来源，就没有调节需求的底气，危机来临只能被动承受冲击。

需求侧调节成为全球油市重要稳定器

市场层面，中国减少竞争性高价采购，直接缓和卖方市场紧张局面。战前现货原油相对基准价格溢价高达 30 美元，在中国减购之后，溢价收窄至 1 美元甚至出现折价，有力抑制油价进一步冲高。危机初期出于风险考量，国内成品油出口一度收缩，在国内供需稳固之后，我国及时恢复汽油、柴油对外出口，优先供给能源缺口突出的亚洲经济体。亚洲国家炼油原料约八成依赖进口，半数途经中东，能源咨询机构评价，中国是亚洲少数可以大规模输出成品油的国家，成品油出口的回归，对缓解区域能源短缺意义重大。彭博社专栏作家哈维尔・布拉斯将中国主动减购，列为继沙特启用陆上输油管道、各国投放战略储备之后，全球原油市场第三大再平衡因素。大宗商品情报机构 Kpler 认为，国际油价没有冲破 150 美元关口，中国需求收缩功不可没。

中国本轮对原油进口的调节，是多重家底共同支撑下的短期市场应对手段，不能无限持续。未来地缘局势如果进一步恶化，中国依然需要回归正常采购节奏。俄罗斯油荒、蒙古国燃油告急的现实案例同样敲响警钟：这场危机再次印证，能源安全不能只依靠储备库存，更要构筑需求侧调节能力，拥有调整生产结构、区分刚性与非刚性需求、实现能源替代的综合实力。面向未来，持续夯实战略储备、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壮大本土产能、深化能源结构转型，仍是我国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核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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