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学家井田茂赴西湖大学任职。无独有偶，“光催化之父”藤岛昭已于2021年携团队加盟上海理工大学；日本半导体“教父”阪本幸雄于2022年，加入中国深圳升维旭技术公司，担任首席战略官。当这些日本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接连将科研重心移向中国，一个历史性的类比不由浮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顶尖科学家大规模涌向美国的那段历史，是否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1933年，爱因斯坦抵达普林斯顿，揭开了人类科学史上最大规模人才迁徙的序幕。随著纳粹上台，两千余名科学家被迫逃离欧洲。冯·卡门去了加州理工，日后成为钱学森的导师；汉斯·贝特去了康奈尔，后来执掌曼哈顿计划的理论部门。

如果说早期流亡是科学家的求生本能，那么1945年的“回形针行动”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家级收割。美国情报部门将包括V-2火箭设计师冯·布劳恩在内的1600多名德国科学家系统性转移至美国，甚至刻意掩盖部分人的纳粹背景。二十年后，正是冯·布劳恩设计的土星五号火箭将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这批人的到来，奠定了美国在航天、核物理、喷气推进领域的绝对霸权，其红利至今仍在流淌。

这是一场由暴力与动荡催生的智慧迁移，代价是欧洲的学术断层，红利则铸就了美国的科技霸权。与七十多年前那场“逃亡潮”本质不同的是，当前科学家选择中国，并非出于迫害或战乱，而是一种和平年代的主动选择。驱动力的转换，恰恰是理解这一轮人才流动的关键。

日本科研环境正经历众所周知的困境：青年学者难以获得终身职位，“选择与集中”政策导致基础研究经费萎缩，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行政负担加重。一位在日学者形容：“日本的科研体系像一台精密但日益耗竭的机器，年轻的齿轮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中国所提供的已不仅仅是经费。日本学者坦言，中国的新型研究机构，更为科学家提供了摆脱行政桎梏、专注“从0到1”原创研究的环境。

一个世纪前，科学家逃往美国是为了“活下去”；如今，他们选择中国是为了“做得更好”。这些学者的加盟并非孤例。当我们把目光从个体移向整体图景，几股暗流正在汇聚。日本学术界的“静默流失”已然显现。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中国已成为日本研究者在亚洲合作最频繁的对象。多位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手握核心专利的日本资深学者，正成为中国“智力引进”的重点目标。

与此同时，欧洲同行也在共振：1987年诺奖得主、法国科学家杰马里·莱恩教授，于2021年在中山大学创立全球唯一以他名字命名的“Lehn功能材料研究所”，并担任名誉所长和超分子方向PI至今。2026年7月，杰马里·莱恩院士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16年诺奖得主斯托达特在天津大学、费林加在华东理工大学均设有实质性实验室。这些都不是浮光掠影的“飞行院士”，而是有博士生培养、有常规产出的深度扎根。

杭州市民观看人形机器人表演。新华社资料图片

但值得提醒的是，这一轮流动远未达到当年“回形针行动”的量级——当年是数千人的洪流，今日仍是个位数的点状突破。然而这些“楔子”精准嵌入化学、材料、光催化等中国已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其撬动效应不可小觑。

对比历史的纵深，最终悬念在于：这一轮人才流入，能否催生出真正由中国主导、改变世界科技版图的原始创新？

美国当年的成功，不仅在于“抢人”，更在于建立了一套让顶尖大脑持续迸发创造力的生态系统——宽容失败的基础研究文化、高效的产学研转化链条、对知识产权的严密保护。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那个承诺：来这里，你就能改变世界。

今天的中国，在经费、学生资源、产业对接上已能做出强力承诺，但在学术评价体系的成熟度、跨文化管理的细腻度、鼓励“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上，仍有长路要走。外籍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更是一面镜子。他们在中国的每一步成败，都将检验这片土地能否真正成为全球科学家的“应许之地”。

将当下现象直接对标“回形针行动”，无疑是一种简化。历史从不简单重复，它只是在不同的音阶上奏出相似的旋律。七十多年前，一个超级大国在暴力与动荡中收割智慧，奠定了半个世纪的霸权。今天，一个新起之秀在和平与机遇中编织引力，承诺的是一个不同的未来。

那个追问真实地回响在每一个关心人类科技文明走向的人心中：当智慧可以自由选择土壤时，哪片土地会孕育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发现？答案，正由西湖大学实验室里亮著的那盏灯，以及无数盏像它一样的灯，默默地书写著。

（本文作者为石河子大学边疆发展与安全治理研究院副教授，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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