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7月19日电（记者 张明臻）“对新闻来讲我就是个蠢货。”19日下午，在第36届香港书展的一场讲座结束后，作家毕飞宇接受中通社记者采访时，罕见聊起自己当记者的经历，及对成为作家的直接影响。

这位从苏北走出来的作家，如今头衔颇多——凭《推拿》夺茅盾文学奖、藉《玉米》拿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健身达人等等。当日他跟记者聊得最多的，却是自己当初如何“搞不定”新闻。

很少有人知道，毕飞宇做过6年记者。

“我做记者6年，如果没有这6年，有两件事这辈子都搞不清楚——第一，什么叫新闻？第二，我适不适合写新闻。”

当时，他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写不了新闻。“每当我出去采访，满怀信心地去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无论准备和采访过程多么充分，回到办公室我仍然写不出来。”

他发现自己不是擅长面对现实和真实写作的人，但在虚构的世界中，想象一个人一件事时，却能更准确完整地把它写好。他非常开心6年的记者经验，让他认清自身局限也是特点。“所以我还是好好地待在家里做作家。”

今年书展，毕飞宇的讲座与读者一起探索小说创作的可能。主办方曾建议他聊聊AI，被他果断拒绝。

19日下午，在第36届香港书展的一场讲座结束后，作家毕飞宇接受中通社记者采访时，罕见聊起自己当记者的经历，及对成为作家的直接影响。香港中通社图片

“我并不认为写作的人能懂多少AI知识。”他说，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无论AI发展到任何地步，我都不可能求助于它。“我不会让我最热爱的工作，让AI替我干，无论带给我多大的便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写作。”

那么当下小说创作的可能性到底在哪？毕飞宇的答案是： 生活的变化 。

“科技在改变人，改变人的交际方式、思维模式，最终改变人的审美方式。当审美被改变时，就意味著社会的变化最终完成。”

对作家来说，这种变化既恐惧又亢奋。“恐惧因为我们不愿看到生活的变化，亢奋是因为我们看到新的可能。对作家来讲，这是最大的诱惑。”

他非常喜欢香港书展给作家和读者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他说，小说是虚构的，作家和读者在虚构的世界里非常密切地交流，精神上达到很深契合，这就是小说的意义，阅读的意义，也是书展的意义。

毕飞宇坦言，他在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赞美香港书展。因为很多年前，作为来自苏北的年轻人，第一次到香港书展时，不相信那么多的人会如此井然有序，这是最吸引他的一点。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非常祥和宁静的表情，很缓慢，带著家人和孩子。我是在香港书展第一次感受到——书展和阅读是日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