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庆祝酒会上，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四年，在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上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完成“23条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缩短公屋轮候时间。

在谈到公屋时，李家超列举了一组数字：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最高时的6.1年降至4.7年，创八年多最低；他表示：“我们有信心本年度可以进一步下降至4.5年。”

2022年10月，李家超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到解决房屋问题是政府的重中之重，并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将公屋轮候时间由现时的6.1年压缩至4.5年，又宣布任内兴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让轮候公屋已三年的基层家庭入住。洞若观火、能谋善断，在这一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民生工程上，看得出李家超和他带领的政府团队的担当、作为和考验。

中央领导和中央涉港部门非常重视香港居民上楼的进展和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这几年每年在全国两会与港澳代表委员共商国事时，都会了解询问香港居民上楼问题的起色和进步；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每次来港调研，都把考察公屋建设作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夏主任上个月来港调研两天，第一站就是查看香港公屋发展，听取特区政府相关汇报，为香港的这一民生和社会福祉的重大进展而鼓劲加油。

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当我们将目光从“4.7年”这个结果向上游追溯，可以发现，公屋轮候“破天荒”地缩短，背后是政府文化的改变、治理逻辑的重塑，激浊扬清、去芜存菁，这是一系列“化学反应”的必然结果。

多线攻坚  公屋单位持续增加

公屋轮候时间缩短，表面是建房与轮候的赛跑，实则是系统效率的竞赛。如何让本港公屋建设大幅增加，李家超一直牵肠挂肚、见微知著。他经常与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研究商讨。四年来，本届政府开辟四条战线、协同发力，有效增加了公屋供应量。

第一条战线：方兴未艾，简约公屋打开增量空间。面对传统公屋建设周期长达五至七年的现实，政府利用短期闲置土地和空置校舍，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快速兴建简约公屋。2025年3月开始入伙，到今年6月已有7个项目约9650个单位入伙，服务2万多居民，今年内还将再落成20150个单位，简约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仅为3年。

更值得关注的是，简约公屋并非“建完即止”的静态工程，而是具备了“动态流转”的生命力。过去一年已有约450个单位出现流转，直接跨越房屋阶梯实现自置居所，简约公屋成为房屋阶梯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第二条战线：倍道而行，传统公屋建造全面提速。“提速、提量”嵌入建造全流程。36个项目应用组装合成建筑法，35个项目引入建筑机器人，15个项目运用AI智慧管理工具，标准楼层建造较传统预制技术加快了17%。特区政府亦勾勒出未来清晰的建屋规划，由 2026/27 年度起的未来五年，传统公屋预计有 11.5 万个单位陆续落成，连同简约公屋在内，整体公营房屋建屋量高达约 19.6 万个单位，较现届特区政府上任时增加逾 80%。

第三条战线：刮骨疗毒，存量单位存在的问题彻底整治。 过去四年，政府打击滥用公屋，设立举报奖，已经回收10,200个单位。每收回一个单位，即为轮候册新增一套现房，这种“零工期”供应效率高于新建。

第四条战线：拆墙松绑，觅地用地大幅改革。土地思维从“等待熟地”转向“即地可用”，闲置校舍、短期未发展的政府土地，这些过去被忽略的碎片化空间，被赋予了过渡性居住功能，解开了“用地难”的死结。

兴建简约公屋，重在解燃眉之急，并为住户搭建置业“阶梯”；建设传统公屋，重在“治本”，运用科技手段提速提量；打击滥用公屋，重在盘活存量，维护“住房正义”；土地制度“拆墙松绑”，则著眼于“供地”与“住房”联动。

压茬拓展、齐头并进，从这四条攻坚线路可以看出，政府解决难题体现了八个字：轻重缓急，标本兼治。

问责见效  政府文化悄然改变

四条攻坚线路能够见效，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文化发生了改变。李家超就任之初就提出“打造有为政府”，他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到，解决房屋问题是政府的重中之重，并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将公屋轮候时间压缩至4.5年。围绕这一目标，政府团队加快造地程序，将“生地”成“熟地”时间缩短约一半。

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从特首一直传导问责官员、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观察：

其一，变革思维，决策即行。李家超上任第三日首次和新班子全体领导层召开工作会议，他要求司局长独当一面、高效高质工作。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谈到公屋问题时强调，必须精简程序，提升效率。如果问责官员工作成效令人失望，必须问责，他说：“如果他是不干事或根本没有这方面能力，我想我没可能让他继续在此耽误时间”。

其二，敢作敢当，绩效问责。特区政府建立了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牵头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实行闭环管理，引入KPI考核体系，每个项目设时间表和责任人，定期检视进度。这种做事方式，告别了过去那种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的模式，成为支撑公屋建设提速的制度保障。

其三，敢于碰硬，直击要害。打击滥用公屋、“㓥房”登记、调整居屋配比，每一项都触及既得利益，但每一项都涉及社会公义，不容回避。在李家超看来，如果这些方面不做好，是政府的失职。“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相结合，并非某些人理解的“政府干预市场”，而是在市场调节失灵的地方，政府要及时动手进行校正，维护公正合理的秩序。

其四，以民为本，为民造福。笔者留意到，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最近在微博上发布了题为《共筑幸福智能，建屋也建家》的短片，其中提及，今届特区政府聆听大家的想法，以“八个幸福概念”推出幸福设计指引，成为日后兴建公营房屋和翻新现有屋邨的参考，并举办了屋邨节和二十多场分享会，超过10个国家或地区2万人次参与研讨会及分享会，为民解忧、造福一方的情怀溢于言表。从“建屋”到“建家”，这种理念转变正是“住房正义”的升华。

吐故纳新、改弦更张，政府文化的悄然改变，使问责官员、部门首长和全体公务员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公屋轮候时间缩短的深层次原因。

四重升级  治理逻辑已经进化

观察公屋轮候时间缩短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上，更在于治理逻辑的进化。笔者认为，以下四点突破值得关注。

第一，重实践、轻空想。务实主义战胜完美主义。过往，政府在公屋供应难题上坚持“一步到位”，但面对数十万“㓥房”家庭的窘迫，坚持“一步到位”的“完美”，导致“一步不到”的难堪。简约公屋发挥“应急”和“过渡”的作用，体现了政府的务实作风。这也启示人们，解决“老大难”，快速行动比反复论证更得民心、更有价值。

第二，重积累、轻急躁。从“建房”到“建阶梯”系统成型。今届特区政府努力搭建更完善的房屋阶梯，将十年内公屋包括绿置居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由7比3逐步调整至6比4，调整居屋的绿白表比例，由4比6调整为5比5，鼓励公屋租户上流。旨在推动阶梯各级顺畅流动，缓解“轮候堵塞”，这彰显了政府治理的“动态思维”，值得称道。

第三，重智慧，轻低能。科技赋能建筑业。面对建造业人力老化，政府将MiC、建筑机器人、AI管理等科技嵌入常规流程。同时，举办国际智能峰会，显示香港已具备输出能力。这折射出政府治理上的前瞻性，不仅要解难题，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创造建筑新范式。

第四，重反馈、轻内耗。“供应+标准”的双轨治理。《简朴房条例》的制定与实施，迫使劣质“㓥房”逐步退出市场，令符合标准的简朴房进入市场，标志著政府从“增加供应”的单线思维，转向“供应+标准”的双向思维。

从以上四重治理升级可以看出，特区政府的治理逻辑已经进化到更高层次，不仅及时发现问题、彻底解决问题，还闯出新路径、创造新经验，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有为政府”的深刻内涵。

夏宝龙主任最近来港调研时，专程探访简约公屋家庭，看到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和孩子们的灿烂笑容，非常快慰和高兴，他回到深圳后的总结会上，充分肯定李家超带领特区政府破解住房难题的决心和作为。

中央的肯定与期望，为香港继续变革注入信心和动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4.7年”的“轮候新低”，折射出政府文化的彻底改变、治理逻辑的系统升级；这也启示人们，“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相结合”拥有广阔的实践空间，只要政府愿做事、肯做事、会做事，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就一定能够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化解香港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完全能够从“可能”走向“必然”。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