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是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南，更在“一国两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深刻回答了“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港澳两个特区破解结构性矛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科学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尤其是在当下香港正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刻学习领会这一重大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回首当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港澳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理论主要围绕“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如何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展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高质量发展理论，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重要论断。这一理论创新对“一国两制”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它把“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赋予“一国两制”全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而高质量发展理论，则回答了“长期繁荣稳定从何而来”这一根本问题。高质量发展理论指导“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不断打开新局面、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就。

一、高质量发展理论赋予“一国两制”全新的时代内涵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状态。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鲜明提出高质量发展理论，为我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一国两制”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第一，突出“发展”主题，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支撑。“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实践的根本指向是发展。如果“一国两制”不能带来发展，不能增进民生福祉，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问题是“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长期以来，“一国两制”理论对于“发展”的阐释相对比较薄弱。人们更多关注“如何保持两种制度并行不悖”，而较少深入探讨“两种制度如何共同促进发展”。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使“一国两制”下的发展问题获得了科学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高质量发展理论，正是这把“金钥匙”的理论形态。

第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一国两制”的价值维度。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将其引入“一国两制”理论体系，极大地拓展了这一理论的价值维度。创新理念启示人们：港澳两个特区不能仅扮演“窗口”、“桥梁”、“中转站”的角色，还要成为创新源头，这使“一国两制”理论获得了动力机制；协调理念启示人们：港澳与内地必须从“划界而治”走向“跨界合作”、从“制度隔离”走向“规则衔接”、这使“一国两制”理论获得了空间视野；绿色理念启示人们：港澳地狭人稠、环境承载力有限，必须走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使“一国两制”理论获得了可持续性发展；开放理念启示人们：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中，以“港澳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可以实现共赢多赢，这使“一国两制”理论拥有了全球格局；共用理念启示人们：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港澳发展必须惠及两个特区的全体居民，这使“一国两制”理论获得了“人民底色”。

第三，“新质生产力”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论”。“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具创新性的概念之一，也是高质量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将其纳入“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实现了经济基础与制度安排的有机统一。

过往，我们讲“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软环境”层面，包括自由港、普通法、低税制等。“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要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这意味着，港澳两个特区的独特制度不是“仅供观赏的盆景”，而是“能结果实的果树”。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当“一国两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其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就会充分彰显。

高质量发展理论使“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实现了重大突破。从“制度并存”到“融合发展”，从“高度自治”到“国家赋能”，从“消极防范”到“积极作为”，从“资本规律”到“人民逻辑”。

高质量发展理论为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高质量发展能够不断创造新增长点，使港澳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高质量发展能够不断改善民生、促进共富，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谐；从制度建设角度看，高质量发展能够不断彰显“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使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高质量发展理论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一国两制”从“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性安排”转变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形态”，从“不变的承诺”走向“持续的价值创造”，“一国两制”实践展现出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二、高质量发展理论指导港澳不断开辟发展新局面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高质量发展理论指导港澳两个特区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准，推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局面、迈向新境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任内的施政报告中，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施政的核心主线。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全力拚经济、谋发展、惠民生”的总体思路，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岑浩辉的施政理念可概括为：以“一国之本”为基石，系统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以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多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在创新理念的指导下，港澳两个特区以创新驱动经济适度多元，大力培育新增长点。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创新生态不完善；澳门拥有中药品质研究、微电子、智慧城市物联网等国家重点实验室，但产业化路径尚未打通。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近年来打造国际创科中心，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吸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龙头公司，同时发展数字经济，推动金融科技等新业态。澳门推动“1＋4”适度多元发展（“1”为博彩旅游，“4”为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文体），大力提升产业的“含科量”。

在协调理念的指导下，港澳两个特区以协调促进区域一体化，着力解决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香港的北部都会区与维港都会区发展差距悬殊，澳门半岛与路氹城之间也存在显著落差。香港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解决“南重北轻”的城市格局；同时，深化与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城市的产业链协同。澳门重点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探索“澳门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的联动模式，对博彩业依法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引导非博彩元素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均衡。

在绿色理念的指导下，港澳两个特区以绿色改善人居环境，坚定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主要措施包括：逐步停止燃煤发电、推广电动巴士和私家车、提高新建建筑绿色标准，并发行政府绿色债券。澳门特区提出，推行淘汰高污染旧车计划、推广电动车、加强垃圾分类回收，在横琴合作区内优先采用绿色建筑标准，探索与珠海共建区域生态屏障。

在开放理念的指导下，港澳两个特区以开放强化自由港平台，不断巩固提升国际化优势。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重要纽带。在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港澳更加积极主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积极争取加入RCEP，在“一国两制”下与内地探索规则衔接。澳门发挥中葡平台强项，举办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并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

在共享理念的指导下，港澳两个特区以共享增进市民福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香港的住房问题、澳门的社会保障问题，本质上是共享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这几年，香港增加公屋供应量，优化基层医疗，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扩大“关爱基金”覆盖范围，并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增强青年对国家和身份的认同。澳门延续“现金分享计划”，完善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长者和托儿服务，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通过“带津培训”等计划提升居民就业技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港澳两个特区而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产业单一困局、实现经济多元发展的根本出路。

香港拥有国际化的科研环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联通国内国际的双向门户地位等优势，重点发展以研发服务和高端增值服务为牵引的新质生产力。一是推进源头创新。在平台建设上，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设立“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等研发平台；在资金支持上，通过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等领域，扮演“耐心资本”角色；在数据要素上，率先探索建立大湾区内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建设“国际数据交易所”，把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来培育。二是布局前沿产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建成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为本地及大湾区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指引，抢占标准话语权；在生物科技领域，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并积极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医疗机器人等领域的临床转化。三是引育高端人才。香港优化“高才通计划”，定向吸引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及具备科技、金融、法律等复合背景的高层次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直接注入“活水”。

澳门地域狭小、人口有限，澳门走“小而精、小而特”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是“1＋4”适度多元发展。在做优做精做强博彩旅游休闲业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4大新兴产业。通过“1”稳定经济基本盘，通过“4”创造新增长点，改变“一业独大”的发展格局。

整体来看，香港侧重于“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和“从1到N”的金融与专业服务赋能，打造国际化的新质生产力引擎。澳门侧重于“从N到品牌”的精准转化和跨境协同，打造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两个特区都紧扣“因地制宜”这个关键字，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主动研究、大胆摸索、积极探寻。

三、高质量发展理论引领港澳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

2024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习近平主席首次深刻提出“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论断，首次明确提出港澳两个特区双重使命：发展自身和贡献国家。

迈入新阶段，履行新使命，港澳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加入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雄浑激越、波澜壮阔的“交响曲”，“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正在化为具体方案和发展成效。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平台。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区域。

对于香港而言，大湾区建设为香港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多元的发展机遇。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重大平台，正在成为香港与内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试验田”。香港利用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将科研成果在内地实现产业化转化，“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已经初具雏形；香港利用大湾区的庞大市场，拓展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并船出海”已迈出重要一步。

对于澳门而言，大湾区建设是澳门多元发展的“破局之钥”。粤澳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宽，特别是“澳门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用”的产业联动模式已经初显成效。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港澳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合作”。

香港利用自身优势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为“一带一路”专案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香港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作为国际航运枢纽，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物流网络建设。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提供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推动内地企业“走出去”。

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有声有色。葡语国家遍布四大洲、人口超过2.6亿，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澳门通过举办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建设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等，为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北部都会区和横琴合作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支点。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占地约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将建设国际创科新城，提供超过90万个住宅单位，创造65万个就业岗位，香港将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新格局。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建设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以创新为动力，以协调为方法，以共用为目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阵地。合作区成立以来，澳资企业数量大幅增长，中医药、科技研发等产业加速集聚。“澳门新街坊”专案为澳门居民提供了与澳门趋同的居住环境，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逐步对接。这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既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化，又增进澳门民生福祉和幸福指数。

四、高质量发展理论是续写“一国两制”新篇章的科学指南

科学的理论如同灯塔，不仅指点迷津、照亮眼前，更拨云见日、照亮前行之路。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为续写“一国两制”新篇章提供了科学指南。

第一，高质量发展理论为“一国两制”提供了系统的发展框架。

这一发展框架包括这些主要内容：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展评价标准——品质第一、效益优先。这一发展框架将继续指导和引领“一国两制”实践。

第二，高质量发展理论揭示了“一国两制”的三重制度红利。

制度互补红利：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互补；规模经济红利：港澳依托内地超大规模市场获得发展空间；开放协同红利：港澳国际化优势与内地产业链优势的协同效应。这三重红利的系统揭示，使“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更加具体、更加可感，这充分激发了港澳社会谋发展、创未来的积极性。

第三，高质量发展理论为“一国两制”实践开辟了新路径。

这条路径的核心特征是：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以“协调发展”代替“两极分化”，以“绿色发展”代替“粗放增长”，以“开放合作”代替“封闭自守”，以“共享繁荣”代替“资本独大”。高质量发展理论使港澳摆脱了“路径依赖』，香港不再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澳门不再过度依赖博彩业，港澳两个特区都积极作为、主动规划，培育新产业、聚焦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思路决定出路，理念指引方向，这使港澳两个特区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第四，高质量发展理论揭示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对港澳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指导意义。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的致辞指出：“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安全、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香港是‘安全港’，‘安全港’就是‘发展港’。安全已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和岁月沧桑之后，港澳社会对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认识更加清晰、更加透彻，这使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社会心理基础更加扎实、更加牢固。

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使“一国两制”获得了持久生命力的经济基础，获得了人民拥护的道义基础，获得了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重要理论指导港澳工作实践，更加坚定地推动港澳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砥砺前行。

思想灯塔照亮前路，探索实践永无止境。在习近平高质量发展理论指引下，“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必将行稳致远；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携手共进，必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本文作者是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