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但政策制定者依然寄希望于关税作为转嫁危机的工具。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国内财政失衡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贸易冲突，对经济韧性构成长期威胁。本文将从多个层面剖析美国国债飙升的内政根源，揭露“关税止痛剂”的荒谬性，并论证唯有推动福利制度与企业税制的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财政可持续性，避免国债危机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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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利支出占联邦预算的比重超过六成，却因结构性缺陷成为国债攀升的核心推力。这其中，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成本的失控构成了主要挑战。随著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浪潮来临，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约5.2%，而医疗保险成本则因药价垄断问题不断飙升。根据2024年数据，美国联邦医疗支出已达到1.6万亿美元。然而，面对这些挑战，两党政治却陷入了选票导向的政策僵局，无论是提高退休年龄还是削减福利的改革方案都难以推进，只能通过举债来维持现状。2023年，福利相关赤字占联邦赤字的比重高达72%，甚至远超国防支出，成为财政黑洞的主要来源。  

此外，低效支出与制度性浪费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OECD国家的2.6倍，但平均寿命却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药企游说集团每年投入超过3.2亿美元阻挠药价改革，使医疗体系中的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相比之下，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潜在收入袭远低于医保浪费额，却推高了全国通胀率，因此加征关税对解决财政问题毫无实质帮助。  

美国企业税制的设计进一步削弱了财政收入基础。根据OECD数据，美国企业税收占GDP的比例已降至1.0%，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水平。这既是税收漏洞的结果，也反映了跨国资本对税基的掏空行为。  

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天堂大规模藏匿利润，2024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囤积利润已达4.7万亿美元，导致每年税收流失超过1200亿美元。税改后的红利也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反而被企业用于股票回购。据高盛报告，标普500企业将税改带来的92%收益用于回购股票，而非投入技术创新或创造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空心化。  

美国又默许本土企业通过“无形资产迁移”避税。例如，谷歌将专利权转移至百慕达以减少税收负担，这种双标政策削弱了国际税改共识，与此同时，对跨国供应链加征关税的措施不仅未能实现税收回流目标，反而推高了本土企业的供应链成本，进一步加速了产业外移。  

美国国债问题的本质是政治体制失灵的结果，是长期依赖债务刺激经济的恶性循环。一旦国债利率升至5%，国债利息支出将吞噬联邦收入的20%，对财政稳定造成严重打击。同时，全球“去美元化”趋势的加速削弱了美国国债的国际接盘能力，美元霸权正在迎来黄昏时刻。  

作为大国之一, 美国需要直面结构性改革，而非幻想可通过关税政策掩盖问题。首先，福利制度需要现代化改革，应授权政府对药品价格进行谈判，压缩医疗浪费。同时，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并根据预期寿命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缓解社保压力。  

其次，堵塞跨国避税漏洞，并对股票回购行为征收消费税，以鼓励实体经济投资。此外，美国还应推行赤字上限立法，防止政治短视行为进一步侵蚀财政稳定。美国国债危机的根源在于内政失能，而不是贸易逆差。美国沉迷于关税数字游戏，历史将证明唯有直面福利与税制的深层问题，才能终结债务恶性循环。关税不仅无法挽救经济，反而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本文作者陈承宇博士为大湾区青年艺术与科技促进会创会会长、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常务副主席、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大健康产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城市智库“就是敢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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