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次，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几近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党内“逼宫”，要求其下台。面对此压力，斯塔默于5月11日提出三大施政新方向，包括大打“欧洲牌”，寻求跟欧盟签订广泛加强合作的新协议，制订促进青年跨境求学就业和生活的计划等。他为何要这样做？如果他真的下台，或工党丢失执政权，会如何冲击中英关系？

一、斯塔默强化英欧关系的深层动因

斯塔默拟加深英欧关系，本质是以对外合作化解对内危机，以应对保守党进攻、工党自身内部党争和社会经济困境带来的多重执政压力。

2016 年脱欧公投后，国内“脱欧派”与“留欧派”的对立成为英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博弈点。保守党长期绑定“脱欧有利”的叙事，牢牢掌控疑欧选民基本盘，极右翼的改革党更是以“反建制、反移民、反欧盟”为核心，在2026年5 月地方选举中一跃成为地方第一大党，直接吞噬工党传统劳工票仓。

在此局面下，斯塔默通过“亲欧”路线，可精准瞄准60%的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民（根据最近民调），同时通过有限重返欧洲的承诺，争夺中间摇摆选民，将对手选民压缩至 “极端疑欧”的角落。这一策略本质是以“理性和有限留欧”对抗“极端脱欧”，重构工党在后脱欧时代的政治叙事。

另外，鉴于工党在今年5月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党内爆发严重政治危机，其中有30多名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4名内阁大臣要求其设定卸任时间表，副首相、国防大臣等核心成员也开始筹备党首选举，党内“倒斯塔默” 势力蠢蠢欲动。斯塔莫通过强化英欧关系政策，实际上弥合了党内不同派别的差距，既满足了党内“亲欧派”诉求，又以不重返欧盟、仅深化经贸、人文与防务领域有限合作安抚了党内疑欧势力，能避免党内进一步分裂。

从缓减社会压力来看，由于脱欧后英国经济发展一直较为低迷，选民对政府的医疗、教育、住房和移民等问题存在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社会分裂风险上升。斯塔默实施英欧合作政策，通过与欧盟重建单一市场准入、深化能源合作、打通劳动力流动通道，能缓解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能源安全不稳的压力，增加青年职业发展机会，也因此能减轻工党执政压力。同时，在其国内经济成绩不明显、民生议题难解背景下，通过与欧洲大陆合作实现外交成绩突破，一定程度上也能化解内政无功的窘境和来自保守党的攻讦。

二、英国极右翼政党上台的可能性暂时不高

尽管在此前地方选举中，以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为核心英国极右翼崛起势头迅猛，但它成为主要执政党的可能性目前不大，但有可能成为关键“造王者”。

从其局限性来看，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依然碎片化，尽管在英格兰支持率较高，但在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支持率较低。尤其主流舆论对这些政党贴上“极端化”负面标签后，实际上英国年轻选民对其支持率不足。即使支持改革党等极右翼政党的选民，也并非出于对这些政党的真正热爱与认同，而是出于对传统工党和保守党的失望，在最终投票关头，极右翼政党不一定能得到理性选民的支持。

英国首相斯塔默。新华社资料图

另外，英国两党制传统根深蒂固，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百年传统与格局难以在短期内被颠覆，选民对非建制派政党存在天然不信任，尤其是英国企业界强烈反对极右翼政党的极端疑欧主张。而且两大传统政党也不会坐以待毙，目前都在通过调整政策与策略以争取更多选民，如保守党为阻止改革党进一步蚕食其票仓，会强化“控移民、稳经济”政策。再者说，极右翼政党缺乏执政经验，并无系统治国纲领，组织松散，无完善地方基层体系，大选动员能力相对较弱，也会拖累议会选举。

当然，在民粹主义在西方强势崛起背景下，英国极右翼政党也正成为英国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2026年地方选举中改革党支持率的飚升，抓住了北部工人阶级、南部中产保守派与白人中老年群体的胃口，充分展现了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如果未来几年英国经济依然维持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态势，民生问题持续难解，移民问题继续发酵，会为改革党带来利好。

基于上述局面，2029年如期大选或提前大选，工党和保守党很可能获得位居前列的选举结果，但大概都难以获得多数席位，极右翼改革党会紧随其后位居第三，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关键党派。因此，极右翼政党单独上台的概率低，但可能成为关键 “造王者”，成为重要执政伙伴，左右联合政府政策走向，推动英国进一步“右转”。

三、未来中英关系发展

若工党能正常执政到2029年，则在此之前中英关系应能保持大体稳定，双方合作尚能务实正常进行，尽管一些经贸摩擦与挑战也在所难免。若工党在此之前或2029年失去执政地位，让位于保守党，或即使掌握议会权柄，而改革党成为执政伙伴，则中英关系会受到短暂冲击。

若保守党回归，鉴于目前该党秉持英美特殊关系和西方价值观优先的一贯理念，则可能放弃工党目前“务实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重拾“中国威胁论”，会给中英关系注入不稳定因素。若工党即使执政但改革党成为执政伙伴，在改革党“反建制、反全球化、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英国对华友好空间将受到挤压，可能提出抵制中国投资、限制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等一些较极端的操作。

当然，未来中英关系发展整体基调并不完全取决于英国政党结构和议会议席分配的变化，中国的反应和外部环境的塑造同等重要。如果中国能够采取相应措施化解英国的疑虑或采取针锋相对的方式进行有力回击，促使英国不得不放弃过度反华操作，则英国对华政策会逐渐回到部分务实的轨道上来。而跨大西洋关系与中美博弈的发展态势，也会促使英国对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因此，整体而言，未来中英关系的发展会受到英国议会选举和政党力量格局变化的深刻影响，但并非完全决定性因素。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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