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挂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主责，各政策局均已成立编制小组，六大主题共120个课题的研究已经全部展开，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均设立了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行政长官分别召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直接听取建议意见，还第一时间委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专程赴京拜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等相关部委，就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涉港内容进行深度对接；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也即将启动。

过往，香港发展蓝图主要是由行政长官每年发布的施政报告负责勾画，并由财政司司长发布的财政预算案明确资金保障，主要是“以香港视角谋划发展”；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则意味著把香港发展放在国家的战略坐标下审视，同声相应、同频共振，“以国家视野定位和统筹香港发展”。

国家赋能香港，香港贡献国家。在这个大棋局中，香港的角色吃重，百舸争流、敢为人先，应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试验田”与“探路者”的角色。在公众咨询中，香港社会各界须突破思维定势，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视野来看待规划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打开思维空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从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谋划香港发展的长远之策。

聚焦“小试验”  放眼“大推广”

“试验田”的核心意涵是：出台政策措施，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验证其可行性后，再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

香港本身就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制度构想的最重要的“试验田”。“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块“试验田”破茧成蝶、凤凰涅槃，可谓“居功至伟”。眼下，制定香港五年规划，更应突出“试验”意识，聚焦“小试验”，放眼“大推广”，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好作用：

其一，金融开放的“试验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有强大的金融支撑，建设金融强国是国家战略。由于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在金融领域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是中国必须坚守的底线。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的金融开放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就需要一块“金融试验田”试错试压。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基于这一优势，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进程中担负著不可替代的试验功能。

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是当前国家金融开放的战略重点，香港处理著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应在“人民币国际化”上谋划创新之举，

其二，跨境协同的“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彩一笔”，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比肩的国际一流湾区，与纽约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超越“两制”之别，制度创新的意义更大。大湾区在跨境协同积累的成功经验，将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提供借鉴。行之以诚、持之以久，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应凸显跨境协同的“试验”功能。

比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被赋予“制度与政策创新试验田”的战略定位，其试验方向高度聚焦于破解跨境科技合作的制度壁垒。社会各界应聚焦重点难点，多提建设性意见。

其三，数字经济治理的“试验田”。数字经济是“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释放数字活力”与“保障数字安全”之间的分寸很不好把握，香港因其独特的法律制度环境，正成为国家探索数字经济治理规则最理想的“试验田”。今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网信办签署了《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数据跨境、区块链等重点范畴，这为两地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衔接探索做好了铺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应在这方面多谋良策。

探索“走在前”  创新作示范

“探路者”的核心要义是：走在前、作示范、强引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全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不同，担负的职责各异。“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拥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先行一步、率先垂范，当好“探路者”，香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在笔者看来，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应突出香港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高水平对外开放规则衔接的“探路者”。国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香港凭借其与国际市场深度接轨的法律体系、监管标准和商业惯例，恰恰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佳“探路者”。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应聚焦“规则衔接”这个重点，独辟蹊径、破局开路，推进内地与香港衔接，为下一步内地与国际规则衔接“预热”。

其二，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探路者”。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系统部署，香港在一些领域的基础研发实力雄厚，同时，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具有天然优势，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进程中，香港的“探路者”作用，不仅要体现在“基础研究策源地”的定位，还要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参与方”的角色，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革故鼎新、攻坚克难，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应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其三，新型治理模式的“探路者”。长期以来，香港秉持“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理念，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相对有限。首份五年规划的制定，标志著香港从传统治理模式迈向“有为政府科学引领、高效市场激发活力”的新型发展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既保留了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体系，又在关键领域做好战略规划引导。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治理模式，超越传统“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全面干预”二分法，其制度创新价值举世瞩目。脚踏实地、下马看花，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应精准把握“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发力角度、力度和相互配合度。

把握“度”与“效”  掌控平衡点

发挥好“试验田”与“探路者”作用，担子不轻，这需要我们精准把握国情和港情、完美掌控创新与风险的尺度、充分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作用，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因此，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还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好“度”与“效”。

其一，“国家战略”与“香港作为”的契合。“十五五”期间，香港自身发展和贡献国家的空间非常广阔，关键是要找准“价值契合点”，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比如，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重点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高端”“高地”；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重点不在融资总规模，而在于国际化程度与制度标准。

其二，制度创新与复制推广的衔接。“试验田”的价值，在于其经验能否在更广范围内被借鉴。因此，谋划制度创新之初，就要考虑“能不能复制推广？”，若不能复制推广，就要反问“是否有创新的必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按照这个逻辑行事，才能使“特区经验”真正上升为“国家方案”。比如，河套合作区在资金跨境、数据跨境、人才互认等领域的每一项制度突破，都应把“可复制的制度样本”作为自觉追求。

其三，“试对”与“试错”的平衡。试验，意味著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因此，五年规划应建立容错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尤其是在高度敏感、且全球尚无成熟范例的领域，既要大胆试、大胆闯，也要设置必要的安全底线和应急方案，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在安全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四，“规划引领”与“市场驱动”的融合。香港经济的活力根植于自由市场，规划的价值在于为市场提供方向、搭建平台、破除壁垒，而非替代或限制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因此，编制五年规划，应体现“在市场调节失灵的地方由政府引领和托底”这个特征，既由政府遮风挡雨、保驾护航，又促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显其能。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2026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的致辞中强调：“国家‘十五五’规划，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也向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国家战略加持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提速，为香港提供了重大机遇，打开了发展新空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很有意义”、“规划应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夏主任时刻关心关注香港的发展，他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厚望溢于言表，令人感动！编制一份高质量的五年规划，是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特区管治团队须当好“主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投入；香港社会的每个持份者应作“局中人”，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积极参与，大家都出一份力，香港未来会更加美好。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屠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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