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两名议员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以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为由，要求在港美企重新评估其在港业务。这更多是政治操作，目的是煽动美企撤离香港。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香港在165个经济体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美国商会近日发布《2025年香港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在港美企更客观看待香港国安法律，对香港营商环境更有信心，这是在港美企对香港发展前景投下的信任票。

此次特朗普一上台就迅速对香港抛出两项经济政策“组合拳”：对包括香港产品在内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以及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限制美国与中国（含香港）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双向投资。香港面临贸易壁垒与科技封锁的双重压力。

一、贸易“冷箭”:加征关税

2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香港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这是美国第一次对香港加征关税，但对香港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2023年，香港本土制造业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价值占香港整体对外贸易不到1%（约61亿港元）。香港自美国的收入占比已降至1.7%，表明香港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美国关税加征的实际矛头仍指向中国内地，香港更多是被“连带打击”，但是部分依赖香港中转的美国进口商或被迫将订单转向东南亚，间接削弱香港的物流与贸易服务需求，同时也会打击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在港投资建厂的信心。

二、投资“炸弹”：限制科技发展

2月21日，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核心是阻断中美（含香港）在关键领域的资本与技术流动。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对香港的科技施加投资限制，去年10月，拜登就开始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对中国（包括香港）在半导体、微电子、量子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但是这一次受限制行业扩大，新增生物技术、高超音速、先进制造业，并将公开证券交易纳入审查范围。相较于加征关税，这一政策对香港的威胁更为实质。

首先，香港科技企业的断供风险徒增。香港半导体、微电子等产业长期依赖美国技术授权与资本支持。例如，香港晶片设计公司常使用美国EDA软体，美国风投资金也曾是本地初创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香港企业可能被迫拆分供应链，将涉及美国技术的业务剥离，或转向日韩、欧洲供应商，这将显著推高成本并延缓研发进度。

其次，港股通变数增加。美国投资者此前通过港股通等管道投资中国科技巨头（腾讯、阿里），而新政策限制此类交易。2023年，美国在香港的投资头寸达450亿美元，集中于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领域，若美资撤离，香港的科创生态将面临“缺血”风险。香港对美直接投资210亿美元，主要投向科技企业和房地产（如洛杉矶、纽约商业地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香港资本进入敏感行业，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2月中旬以来，由于美国准备对欧洲加征关税，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增高，资金寻找新的避风港，加上中国在AI大模型领域的突破超出预期，港股维持强劲的上涨势头，大市成交金额维持在约3500亿港元的高位。尽管一度受到这一备忘录的扰动，但也未改变港股市场的强劲势头，恒生指数低开后修复跌幅，上涨的领域由科技互联网行业扩散到更广泛的地产、消费和医疗保障行业。

特朗普对港政策始终服务于“以港遏中”的总体战略。香港对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战略价值。研究表明，2018年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中间商的经济贡献估值是1261-1630亿美元，对中国内地经济的贡献为0.9-1.2%，所以打击香港的优势就是在削弱香港服务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功能。特朗普的政策对香港的终极考验，在于其能否在“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到新平衡。这场压力测试的结果，或将决定香港未来十年的经济命运。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庞琴，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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