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五、组织网络：从“日本会议”到“政策研究会”的资金闭环

此外，日本右翼并非散兵游勇，而是构建了一张从民间到国会、从思想到资金的严密网络。

1. 顶层设计：“日本会议”

作为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虽不直接参与选举，但通过其国会议员恳谈会（曾拥有约280名议员），掌控了自民党等政党的核心议程。它负责提供思想纲领（如修宪、反夫妇别姓），是右翼的“总参谋部”。

2. 资金动脉：“政策研究会”

这是右翼资金运作的核心枢纽。议员名义下的“政策研究会”表面上是研究机构，实则是企业献金的“洗钱池”。其运作模式为，军工、建筑等受益企业将资金以“研究赞助”名义注入研究会。资金通过“演讲费”“项目外包”等形式，流向支持修宪和扩军的网络右翼及智库，形成“企业出钱→研究会洗白→政客推政策→企业获订单”的完整闭环。

3. 地方渗透：街宣车与选举机器

在地方层面，右翼团体（如“统一教会”关联团体）通过街宣车（ガラガラ）制造噪声，骚扰反对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在选举中为右翼议员提供“组织票”（如神社本厅的信徒票），确保右翼政客在地方选区的高当选率。

六、右翼思想对自卫队的系统性渗透与村田事件的深层解读

村田晃大事件最令人警醒的，是右翼思想已经系统性渗透到日本自卫队的教育体系。村田毕业于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这个培养自卫队中坚官员的地方已成为修正主义史观的温床。

首先，思想上的“敌人”建构。

右翼媒体长期渲染“中国威胁”，将中国塑造成日本的“存亡危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叙事渗透进自卫队内部，使部分极端分子将攻击中国外交机构视为“爱国行动”。防卫大学的必修课“防卫学概论”堂而皇之地使用“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等充满对华蔑视心态和“皇国史观”的词汇，将侵略战争歪曲为“对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自卫”，甚至把殖民侵略美化为要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其次，组织上的管理纵容。

自卫队内部长期存在“国防族”议员的影响，管理层对官兵的右翼思想倾向缺乏有效筛查和管控。这种组织上的松懈，为极端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土壤。防卫大学及各教育机构频繁邀请极右翼人士担任讲师，包括否认侵略历史、极端仇华的种族主义者并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作家竹田恒泰、主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英国记者亨利·斯托克斯等。日本陆上自卫队就曾于2022年邀请竹田恒泰为自卫队学员授课，甚至将这种极端思想的灌输当作正面宣传。

再次，集体参拜的制度化。

防卫大学学生有徒步百公里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进行所谓“锻炼体力气魄、慰劳护国英灵”的“朝圣”。2023年5月，时任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司令官今野泰树率领160多名自卫队候补干部穿制服参拜靖国神社。

资料图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主办公楼。（图源：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

七、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毒化

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社会进行系统性毒化，使得日本社会近年来加速右倾化。

首先，历史修正主义教育。

除了不断在教科书中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之外，2026年3月24日，就在村田闯馆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仍使用日军“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的表述，并固化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谬论。这种系统性“洗脑”教育使得日本年轻人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甚至敌视。

其次，排外主义与仇恨犯罪。

日本社交媒体上针对外国人的仇恨与排外言论呈扩散趋势，排外相关话题在X平台检索量同比增长430%。2025年多名在日中国人报告被无端攻击，袭击者常喊排外口号。日本服务业出现“日本人优先”、国别限制、拒绝接待外国游客等现象，部分地区实行双重定价。

再次，军事扩张与进攻性改组。

日本防卫费已连续14年增长，2025财年增至约8.7万亿日元。高市早苗政府推动自卫队实施“史上最大改组”，新设部队名称中“战”或“作战”字样频频出现，被媒体称为“进攻化改组”。日本开始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12式导弹射程从一二百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可覆盖中国东南沿海重要城市。

八、对中日关系的灾难性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不仅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大变化，使得政治上加速右转，社会右倾化严重，与此同时，对中日关系也造成了结构性损害。

首先，历史认知冲突固化。

右翼势力推动的“历史战”将历史问题政治化、武器化。2014年8月，《产经新闻》提出“历史战”概念，获得自民党支持并连续纳入年度“预算编制大纲”。右翼文人通过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历史，系统性地毒化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

其次，领土争端激化。

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滋事。1972年5月，右翼组织为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首次登上钓鱼岛；2010年“9·7撞船事件”后，中国驻日使领馆连遭袭击，包括长崎总领馆遭火药筒袭击、周恩来诗碑遭涂抹等恶性事件。

再次，干涉台湾问题更加明显。

近年来日本议员不断窜访台湾，安倍晋三下台后公然宣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等事件皆反映出日台加紧勾连。而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更是二战以来日本官方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种危险言论严重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此外，安全互信崩塌。

日本配合美国遏华战略，推动“北约东进”，企图构建区域性军事合作网络。日本右翼势力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在西南群岛部署导弹系统，明确针对中国。这种进攻性军事部署导致中日安全互信降至建交以来最低点。

最后，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等右翼人物鼓吹“摆脱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无视中国游客占日本入境旅游消费36.8%的现实数据。这种经济脱钩论调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基础，违背经济全球化大势。

综上可见，从靖国神社的香火，到国会通过的万亿防卫预算；从街头宣传车的噪声，到自卫队教材中的历史修正主义；从“日本会议”的思想操控，到“政策研究会”的资金闭环——日本右翼的阴影已从社会边缘蔓延至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齿轮。自卫队现役军官村田晃大持刀闯馆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的集中体现。日本右翼已成功将其极端主张包装成“国家利益”，通过“新军国主义”政策绑架了整个日本。

更令人警惕的是，村田的行为模式与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的“昭和维新”何其相似。当年正是那些满脑子“皇国史观”、自诩为“忧国之士”的基层军官，通过暗杀、政变等行动，一步步绑架了日本国家机器。

国际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个在国内纵容极端思想、在对外政策上日益激进的日本，无疑是一个更危险的日本。如果日方不能从事件中深刻反思，妥善处理，而是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终将葬送日本战后和平发展成果，也可能再度给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完）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郭丽，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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