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上午9时，一名23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军官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刃长18厘米的刀具，翻墙闯入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扬言“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外交人员”。

这一事件在中日外交史上极为罕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威胁中国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所指出的，事件“再次反映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也正因为如此，迫使人们追问：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年轻自卫官，为何会走向如此极端？其行为背后反映了什么？

一、右翼、右倾化与“新军国主义”的逻辑链

在剖析日本政治生态时，必须厘清一组递进的概念：

日本右翼：指思想光谱上主张民族优越论、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侵略）、强化军备、亲美反共的政治势力。它既包括街头行动队，也包括国会内的政治派阀。

右倾化：描述一种过程。指日本社会整体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及民族情绪上，从战后和平主义向强硬保守主义偏移的趋势。

新军国主义：这是右翼思想国家政策化的最终形态。它并非战前“军部暴走”的简单复刻，而是指在“正常国家”外衣下，通过立法、预算和安保文件，系统性架空和平宪法，使国家机器重新具备进攻性战争能力的状态。

简言之，右翼是思想源头，右倾化是社会演变过程，而“新军国主义”则是这一过程在国家顶层设计上的危险兑现。

二、右翼概念的源起与日本右翼的历史根源

“右翼”一词在西方政治语境中通常指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但在日本，这一概念有著独特的内涵和发展轨迹。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末期兴起的“国学”和“尊王论”，其基本理念是天皇中心主义、日本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三反主义”。

1881年玄洋社的成立，标志著日本右翼势力的正式登场。玄洋社的三条法规——“敬戴皇室、钟爱本国、维护人民权利”，奠定了日本右翼的基本思想框架。所谓“玄洋”，即越过朝鲜海峡君临大陆之意，这一命名本身就暴露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

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深植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两部典籍所虚构的肇国神话。这些神话将天皇塑造为“天照大神”的后裔，赋予其神性地位，并衍生出“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意识”。这种将神话历史化的做法，不仅蕴含“国体独特”“种族优秀”“使命崇高”等傲慢思想因子，更外化为攻战杀伐、逞凶肆虐的行动逻辑，成为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动力源。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华社资料图

三、演变与特征：从“街头暴力”到“西装革履”的夺权之路

日本右翼的演变史，是一部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枢的渗透史。

1. 战前与战后初期的“暴力团”底色

战前右翼（如玄洋社、黑龙会）与军部勾结，直接参与侵略扩张。血盟团事件（1932年）中，日莲宗僧侣井上日召创立的右翼恐怖团体奉行“一人一杀”主义，先后暗杀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中，海军和陆军少壮派军官通过暗杀和政变，终结了政党政治，建立了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

战后初期，右翼团体（如儿玉誉士夫系）多带有黑社会性质，依靠暴力与恐吓维持影响力，被主流社会排斥。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期间，日本右翼组织总数达634个，参加人数达12.2万。

2. 经济腾飞期的“体制内”转型

20世纪60-80年代，右翼开始“洗白”。他们脱下军装换上西装，成立“政策研究会”（如自民党内的清和政策研究会），通过合法政党政治渠道渗透政策。这一阶段，其诉求从街头反共转向了体制内的“修宪”与“强军”舆论造势。三岛由纪夫事件（1970年）成为这一转型期的标志：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盾之会”成员闯入陆上自卫队驻地，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兵变推翻和平宪法，失败后切腹自杀。

3. “新军国主义”的成型期（安倍-岸田时代）

这是右翼思想彻底国家化的关键阶段。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和“存亡危机”，右翼政客推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约11万亿日元），并解禁武器出口。此时的右翼已不再满足于街头宣传，而是直接通过内阁决议，将国家推向“能战国家”的轨道。

高市早苗长期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声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是“自卫战争”，她上台后，公然在国会发表所谓“台湾有事有可能造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暗示日本可以武力介入台湾问题。不仅如此，其内阁还扩大军费开支，进一步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试图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且还改组自卫队，加快修宪进程等，日本再军事化明显。

四、靖国神社：右翼的“精神圣殿”与政治风向标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与日本右翼有著密切的关系，绝非简单的“祭拜场所”，而是意识形态的策源地和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

首先，它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体化。

靖国神社里面不仅供奉著14名甲级战犯，而且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展览叙事本身，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这与右翼的历史观完全同构。参拜靖国神社，本质上是对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象征性行为。高市早苗上台前，多年来一直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扬言“上台后也不会顾及中韩等国家的脸色，会继续参拜”。只是上台以后，特别是因为所谓“台湾有事”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迅速紧张，迫于各方压力，去年12月份没有再去参拜，不排除她以后还可能会参拜。

其次，它是日本跨党派右翼的集结号。

“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是日本政坛最大的右翼议员联盟。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不同党派的右翼议员在此达成共识，利用参拜活动巩固“价值观同盟”，并向选民展示其“爱国”人设。

再次，它是日本国家政策变化的信号。

首相及阁僚的正式参拜，往往伴随著防卫预算的暴涨或安保政策的激进调整。它标志著右翼意识形态已从民间诉求，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正确”。2024年4月，前海上自卫队海将大冢海夫出任靖国神社第十四代宫司，成为靖国神社历史上首个由退役自卫队将领担任的最高神官，标志著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的深度“牵手”。（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郭丽，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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