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821天无罪获国赔13天后被叫停

　　【羁押821天无罪获国赔13天后被叫停】2025年5月23日，41岁的洛阳单亲妈妈史玉辉双手颤抖着接过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下达的《不起诉决定书》。那一刻，她以为这场持续了821天的噩梦终于结束了。从2021年8月23日被刑警从办公室直接铐走算起，她已经在那道铁窗后面度过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她错过了儿子的中考，错过了母亲的手术，错过了人生中最该奔跑的时光。而现在，这纸薄薄的文书似乎终于可以给一切画上句号。可她没想到，这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序曲。三个月后，昌江县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同意赔偿她羁押821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然而，赔偿程序启动仅仅13天，一纸《赔偿案件中止办理通知书》就把她刚刚燃起的希望浇了个透心凉——昌江县公安局以“骗取银行贷款”为由对她重新立案侦查，赔偿被紧急叫停。13天。从拿到赔偿决定到被中止办理，只有13天。这短暂的窗口期，甚至不够她把申请材料交到财务部门。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8月23日。那天下午，史玉辉正在儋州市清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工作。作为这家公司的经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协调物业事宜、整理文件材料。她的大老板是在儋州赫赫有名的“金老板”陈吉镇。“昌江县公安局的刑警直接来到我办公室，说叫我跟他去调查一下。我当时问调查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史玉辉回忆说，警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也没有逮捕证，“他们直接把我从办公室铐走了。”

　　当晚，她被带到几十公里外的昌江县公安局审讯室。警方的态度很明确：“说得他们满意了，就放我回家，说得不满意了，让我牢底坐穿。”审讯人员反复问她“你老板有没有给人送钱”，她说“没有”，于是被关了一整夜。第二天，疲惫不堪的她说出“跟老板出去吃过几次饭，买过几次单”，当晚就被送到了三亚市看守所。

　　直到看到羁押单，她才恍然大悟：自己涉嫌的罪名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理由是什么？起诉书上写的是“帮老板去自然资源规划管理局递交材料”。开庭时，公诉人说“跟老板微信聊天很愉悦”以及“帮老板买单”就构成了参加黑社会组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她被羁押的821天里，案件本身发生了根本性反转。2025年5月23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刑事判决，明确认定：公诉机关指控陈吉镇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指控其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史玉辉也因此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认定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2025年8月29日，昌江县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她821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删除、撤回涉及她的案件信息，并赔礼道歉。然而，2025年9月23日，昌江县检察院又作出《赔偿案件中止办理通知书》，理由是：昌江县公安局于2025年9月12日对她重新立案侦查。

　　重新立的什么案？“没有任何人告知我。从9月12日至今，昌江县公安局也从没有任何人找我询问、调查过。后来我主动和民警联系，才知道案由为骗取海南银行2000万贷款。”史玉辉说。问题是，这个“骗取贷款”案，在此前刚刚审结的涉黑案判决中，法院已有明确表述：各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没有构成犯罪。终审也维持了原判。2026年3月29日，在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后，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成立由县委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对有关情况开展调查核实。

　　这起案件引发了两个核心争议。

　　第一，重新立案的时机是否过于巧合？赔偿决定作出后仅13天，警方就以“骗取银行贷款”为由重新立案。而这个“骗取贷款”案，恰恰是在涉黑案判决中已经被认定“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同一个行为，同一份证据，法院已经明确无罪，公安机关却要重新立案侦查。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立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史玉辉的质疑直指要害：“在决定对我进行刑事赔偿之后，13天内就突然发现了新线索，这么巧吗？原案立案，目的是什么？是害怕被追责，阻止我申请国家赔偿？”

　　第二，重新立案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重新立案导致赔偿中止，针对的是“同一案件”。而在本案中，涉黑案已经审结，骗取贷款案是否属于“同一案件”尚存争议。更关键的是，即便按照《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46条，重新立案后如果最终判决有罪，正在办理的赔偿案件应当终结，已作出的赔偿决定应当撤销。但史玉辉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骗取贷款案在涉黑案判决中已被明确“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是否掌握新证据？如果有，为什么几个月过去仍未找她调查取证？

　　这起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一个人的遭遇。首先，它折射出国家赔偿制度执行中的现实困境。《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本意，是对无辜被追诉的公民进行权利救济。但当赔偿决定作出后，赔偿义务机关（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公安机关）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赔偿程序就可能被“技术性中止”。如果“重新立案”可以轻易阻止赔偿，那么国家赔偿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

　　其次，它反映出“有错必纠”与“司法权威”之间的张力。当一个案件已经被法院终审认定无罪，侦查机关却以同一事实重新立案，这实质上构成了对生效裁判的否定。长此以往，司法终局的权威性将受到侵蚀。

　　再次，它暴露了公民在司法程序中的弱势地位。从被羁押821天，到取保候审后无法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再到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亲朋好友接济”，史玉辉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被羁押两年多的单亲妈妈，即便最终无罪，她的人生也很难回到从前。

　　这起事件已经引起了海南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26年3月29日，昌江县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承诺“对涉及的案件将依法依规处置，调查结果将适时公布”。这一表态值得肯定，但公众更期待的是实质性的调查结果。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得到明确答案：第一，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掌握了新的证据？如果只是基于涉黑案中原有的、已被法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材料，那么这样的立案是否合法？第二，赔偿程序何时能够恢复？史玉辉的821天冤狱已经发生，她应当获得的赔偿不应无限期拖延。第三，相关办案人员是否存在责任？如果确实存在违法办案、滥用职权的情况，应当依法追责。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起案件也给司法系统敲响了警钟。国家赔偿不是施舍，而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当赔偿决定被“技术性叫停”时，受损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权益，更是司法公信力。

　　史玉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821天的冤狱，13天的赔偿窗口，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和未知的前路。她说她只想讨个说法，要回属于自己的那笔赔偿金，然后重新开始生活。

　　但在她身后，是无数同样在司法程序中挣扎的普通人。他们的遭遇或许没有“涉黑”这么严重，但他们的权利同样需要被保护。史玉辉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检验我们司法制度的成色——究竟是真心纠错，还是敷衍了事；是尊重权利，还是程序空转。2026年3月29日，联合调查组成立。我们期待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