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外界观察到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因为国内商品价格下降和人民币汇率走软双重因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2021年峰值的18.5%下降到了2025年的16.5%，与美国GDP的比值也从3/4降为不足2/3，进而认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经济规模当年一度紧追美国（最高达到美国3/4）但最终降至不足美国15%的覆辙。中国会复制日本“消失的三十年”么?香港新闻网邀请经济学者撰稿做出解读，全文如下：

围绕中国经济前景，“是否会重蹈日本‘消失的三十年’覆辙”成为近年来高频议题。两国确实在某些阶段性特征上存在相似性，如房地产调整、人口老龄化、外需波动以及消费恢复偏慢等。但如果将日本长期停滞的成因拆解为“外部约束—制度结构—需求失衡—技术路径”四个维度，可以发现，中国与当年的日本在关键变量上存在根本性质的差异。当前中国更接近于结构转型中的阶段性减速，而非陷入不可逆的长期停滞。

第一，外部约束与国家战略不同，中国具备更强政策自主性。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重要背景，是其在宏观政策与产业调整中受制于外部力量。1985年《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大幅升值，直接削弱出口竞争力，而日本在安全与外交上高度依附美国，缺乏有效博弈空间。1960年日美签署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进一步固化这种依附关系，使其在防务、产业与贸易政策上不得不长期配合美国战略。美国要求其扩大防务开支、开放市场、采购美制装备，日本几乎难以拒绝，政策调整呈现明显被动性。相比之下，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拥有完整的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可以通过汇率管理、产业扶持与市场扩展等多种手段进行对冲。同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已成为关键节点国家，具备一定结构性议价能力。这种“政策自主+体系支撑”的组合，使中国不具备当年日本那种被动失衡的制度环境。

第二，劳动力制度与企业组织不同，日本的“终身雇佣+派遣制度”抑制效率。日本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对员工承担稳定就业责任，在经济上行期有助于形成忠诚度与协同效率，但在经济下行期却转化为刚性负担。企业难以及时淘汰低效率岗位，资源配置受阻，生产率持续下降。为缓解这一问题，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厚生省推动《劳务派遣法》改革，逐步扩大派遣用工范围，希望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然而，这一改革形成了明显的“双轨结构”：正式员工享有高保障，企业倾向“保留老员工”；非正式员工比例上升，但收入与保障不足，导致消费能力下降。结果是企业效率未显著改善，居民预期却进一步转弱，形成“低效率—低收入—低消费”的循环。这种制度性僵化，是日本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则更具流动性与竞争性。虽然近年来就业结构承压，但企业在用工调整、技术替代与组织优化方面更为灵活，新业态（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一人经济等）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结构性冲击。因此，中国尚未形成类似日本的“制度性锁死”。

香港中通社资料图

第三，产业结构与科技路径不同，中国具备“体系型创新”能力。日本在制造业巅峰时期虽具备强大竞争力，但其技术体系在关键标准、底层软件与金融体系上高度嵌入美国主导结构。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后，日本在半导体与互联网领域布局不足，错失新一轮技术革命窗口，产业升级出现断层。中国当前则呈现出不同特征：一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覆盖度高；二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加速布局；三是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政府—企业—市场”协同创新机制。从集成电路到高端装备，从新能源到工业互联网，中国正在构建“技术自主+产业协同”的体系型创新路径。尽管仍存在关键技术短板，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可持续追赶能力”。与日本当年相比，中国并未在技术路径上锁定於单一体系，而是通过多元化投入不断拓展创新边界。这意味著，中国更有可能实现阶段性调整后的再加速，而非长期停滞。

第四，需求结构存在压力，但中国消费潜力尚未释放。日本在泡沫破裂后长期压制工资增长，强化出口导向，导致国内消费持续低迷。一旦外需受阻，经济缺乏内生动力，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消费”的恶性循环。中国当前确实面临需求结构问题。2026年初出口增长较快，但内需恢复偏慢，房地产调整对居民预期产生影响，消费信心仍待修复。这表明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仍存在“外需支撑强、内需恢复弱”的结构性不平衡。但与日本不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远未见顶。当前问题的核心并非“缺乏消费能力”，而是“预期不足与结构性约束”。未来政策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减轻教育医疗等支出压力，并重点激活中产阶层消费能力。一旦这一环节打通，内需将成为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柱。

第五，结论：不是“失去三十年”，而是“跨越转型陡坡”。日本的长期停滞，本质上是外部约束、制度僵化与技术错位叠加的结果。而中国虽然面临增长放缓与结构调整压力，但在政策自主性、产业体系与科技创新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仍处于技术升级与产业跃迁的关键阶段，而非像日本那样在既有优势基础上“路径锁定”。当前的困难，更接近于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阵痛。如果以形象比喻，日本是在“登顶后失足跌入谷底”，而中国则是在“攀登更高山峰时遭遇陡坡”。速度放缓并不意味著停滞，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释放内需、通过创新重塑增长动力。只要政策应对得当，中国不仅不会重蹈覆辙，反而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重构中实现跃升。

（本文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王思语，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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