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特区政府正在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展开公众咨询，并于年底前公布“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本。

编制工作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导，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主责，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全力推动、共同参与。当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李家超第一时间发表讲话。他表示，会领导特区政府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团结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和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会通过构建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全面、更精准、更细致的战略部署，并制定具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上周二（17日），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为协助特区政府在紧迫时间内完成工作，他建议在行政主导下设立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机制的工作模式包括进行协调研究，就专题举行联席或分组会议收集意见，并进行研究及分析，即时汇集结果并提交特区政府。

制定香港五年规划，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依笔者之见，做好这份规划重在强化发展动能，破壁通途、桥接三地、心融共进，关键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上实现突破。

重塑战略空间  加快融合节奏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及加快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由此可见，北都区发展不仅是香港的大事，也已进入国家视野。在香港五年规划的蓝图中，北都区无疑是浓墨重彩、淋漓尽致的一笔。从香港和大湾区两个角度审视，北都区以下两大功能凸显。

其一，香港产业转型的“主战场”。长期以来，香港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地产等传统产业，科技创新短板明显。把北都区发展为“国际创科新城”，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绝非简单的功能分区，而是香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布局，将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其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主抓手”。按照中央的意图，大湾区建设需要多个抓手，横琴、河套、前海、南沙和香港北都区正是“主抓手”。北都区与深圳接壤，不仅要完成“物理对接”，还要实现“化学反应”，在规则规制衔接、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改革创新，取得经验后，可向整个湾区推广。

显而易见，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应强化北都区的以上两大功能。为此，重点应在两处著力：

第一，借鉴创新经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融湾协同”中最前沿、制度突破力度最大的“试验田”。随著香港园区于去年12月22日正式开园，标志著这一国家级平台进入全面运营阶段。在这块“试验田”里，香港园区是“国内境外”，深圳园区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两者结合能让内地企业借港出海，也让外企以此为跳板进入内地。同时，若在河套试行专属的跨境政策措施，让人员、物资、资金、数据在区内便捷流动，则可加速推进融合。诸如此类的“先行先试”取得可操作、可复制的经验，北都区可以迅速借鉴。

第二，加快“拆墙松绑”。目前，北都区建设最大的“拦路虎”在法例层面，拟议的北都区专属法例将针对规划和地政程序“拆墙松绑”，以加快工程建设，促进产业进驻营运。勠力同心、奋楫笃行，行政和立法协同，尽快完成立法，这是未来五年北都区建设的关键中的关键。

强化产业协同  构建创新共同体

制定香港五年规划，落脚点是香港，但著眼点是国家发展大局及大湾区全局。香港五年规划不仅要引领香港自身的发展，更要推动大湾区整体繁荣。基于此，在产业层面，分而击之、分进合击，香港必须与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协同格局。

从现实条件来看，香港拥有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世界一流的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体系，这些都是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优势条件。

然而，香港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业基础，这是制约创科发展的短板。与之相对，深圳及珠三角城市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但在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融资、品牌推广等方面存在短板。

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种互补性决定了香港与湾区城市可以走协同发展之路。“香港研发+湾区转化”、“香港融资+湾区产业化”、“香港设计+湾区制造”等模式，可成为大湾区产业协同的新常态。

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应聚焦产业协同，在“构建湾区创新共同体”上好好下一番功夫。其中，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两点：

第一，在“拼船出海”的过程中携手共进。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可以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指导，助力内地企业实现有序、有效、安全的国际化布局，规划在支持“拼船出海”方面应有大招实招。

第二，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共同成长。湾区产业升级需要“金融活水”，特别是许多初创企业需要风险投资，香港的金融产品丰富，服务规范，在支持创科企业发展中，同向发力、一体推进，香港金融业和内地实体经济可以同频共振、共同升级转型。

推进制度创新  释放“两制”红利

大湾区建设的核心挑战，在于制度规则的衔接。过往，香港的年度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和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属于短期规划，而五年规划属于中期规划，必须登高谋远、循序渐进。制度创新不能零敲碎打，而须形成完整的顶层设计，然后分步实施。

香港五年规划的编制，必须直面挑战，以制度创新破解协同发展的深层次障碍。笔者认为，重点有三：

第一，法治衔接：从“港资港法”到“大湾区仲裁”。这是香港制度创新的最大突破点，核心是让香港的普通法体系与内地市场深度对接。 自去年2月起，“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已从试点扩展到整个大湾区内地九市。下一步，应继续在“港资港仲裁”上加力，让香港的专业服务可以直接服务更广泛的内地市场。

第二，金融联通：从跨境理财到数据验证。此举的核心目标是让香港的金融优势向大湾区延伸。下一步，需要优化跨境金融“三通”：跨境理财通，跨境支付通联通，跨境征信互通。同时，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已上线，用于跨境征信等场景，重点要让数据在合规前提下“多跑路”，从而降低联通的成本。

第三，民生融合：从“无感通关”到“跨境生活”。制度创新的最终落点在于让民众有获得感。现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正在试点全港首个 “无感通关”，用人脸识别完成过关手续；新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也在探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些做法都值得点赞。下一步，应聚焦“跨境民生”，攻坚拔寨、破难开路，比如，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可选直接将援助金汇入内地账户；救护车跨境直通，并实现双向转运，等等。

聚焦动能转换  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规划的核心概念，也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关键动能。香港必须找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路径，既发挥自身优势，又契合国家战略。

香港五年规划的编制，应该聚焦动能转换，培育新质生产力，从以下三个方向突破：

第一，在优势明显的领域，要当仁不让成“主角”。比如，在生物科技领域，香港拥有国际认可的药物审批制度和临床实验数据，可以成为大湾区生物医药研发和临床实验的重要基地。香港在这个领域要发挥“领跑”作用。

第二，在拥有一定优势的领域，要主动对接共创业。比如，香港在人工智能的研发领域具有雄厚实力，可对标国家发展“智能经济”的大战略，主动请缨，承担重任，成为这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三，在国家所需的领域，积极服务做贡献。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新业态”，还包括“新服务”。当硬科技进入攻坚期时，瓶颈往往不在实验室，而在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检验检测等“新服务”，决定了创新能否真正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从“搞基建、扩产能”的惯性思维，转向构建“技术+产业+服务”耦合的生态系统。香港的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等专业服务水平世界一流，香港应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高度重视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他于3月4日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3月19日会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对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寄予厚望，希望五年规划成为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航图”。

闻风而动、刻不容缓，特区政府已经行动起来，投入到规划编制的工作中。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社会各界也应积极献计献策，群策群力，一同描绘香港的美好未来，为“东方之珠”增光添彩。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