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取消中考分流

　　【代表建议取消中考分流】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表示，一个孩子的潜力，不应该由单纯的一两次考试来决定，建议取消中考分流。‌‌——如果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的中考，就是在这座桥前面设置的一道需要跳过去的悬崖。“你必须赢，如果输了，连上桥的资格都没有。”这并非危言耸听。每年六月的蝉鸣声中，有一场比高考更“残酷”的告别正在全国各地的初中默默上演。对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中考考场上的两天，答完的不仅是一张试卷，更是对自己未来人生轨迹的一次“盲选”。要理解这份焦虑，我们必须先看清如今的中考战场，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中考淘汰率”似乎只是遥远的概念。但在现实中，它正演变为一场硬性的“社会分层”。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们来梳理一下近年来的趋势：2024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36万人；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1074.9万人。数字看似庞大，但我们不能只看增量，更要看存量与结构。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中有一个敏感的词——“普职比大体相当”。这意味着，在宏观层面，部分地区会试图维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比例接近5：5。虽然近年来政策开始松绑，强调“协调发展”，但惯性之下，中考的筛选功能依然残酷。我们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以2023年为例，全国初中毕业生大约1600余万人，而普通高中录取人数长期以来在900万-1000万之间浮动。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将近600多万的初中生，在中考结束后，被分流进入了中职或者直接流入社会。

　　600多万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总人口，是无数个家庭对“大学梦”的初次破碎。更令人揪心的是，这种分流往往伴随着不可逆性。在许多地区，初中毕业生一旦进入了中职院校，想要再回头参加普通高考、进入研究型大学深造，路径极其狭窄。一次考试的发挥失常，甚至是一次志愿填报的失误，就可能在十四五岁的年纪，提前为人生画上了“职业”的句号。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刚性分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扑面而来的学位需求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吴秋翔指出，我国初中学龄人口预计将在2026年达峰 。也就是说，现在的初中校园里，正是人最多的时刻。当这批孩子涌向高中，如果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不足，那么中考分流的压力只会比以往更加巨大，家庭的教育焦虑也会随之飙升。其次，是随迁子女升学的“隐形天花板”。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中考报名有着严格的限制。以北京为例，随迁子女即使满足父母连续缴纳社保、有稳定住所等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 。这意味着，那些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虽然在同一片蓝天下读书，却因为户籍和政策的限制，在15岁这年被剥夺了争夺普高学位的权利。

　　面对这种现状，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提出了明确要求：“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限制” 。这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教育资源的配置，正在试图追赶人口流动的步伐，试图抚平那场考试带来的撕裂感。

　　敢于提出“取消中考分流”的人，并非不了解职业教育的价值，恰恰相反，他是站在更高维度审视国家人才战略的学者。余淼杰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辽宁大学的校长、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为一名身处中美科技博弈前沿观察者的经济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孩子的书包，更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库。

　　在余淼杰看来，现行的刚性分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演变成了“高考的前置战役”，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首先，忽视青少年的发育差异。男孩子通常心智成熟较晚，到了高中甚至大学才开始“开窍”。如果在初三就凭一次考试将其定型，不仅可能埋没大量晚熟型人才，更是对教育公平的损害。其次，损害“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期，数字革命正在冲击低技能岗位。如果过早将孩子推入技能单一的中职教育，当他们面对未来的AI替代潮时，将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背离教育的“人民属性”。明令禁止初中学校为了所谓的“升学率”，去游说成绩靠后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填报中职 。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孩子试错的机会，也让义务教育蒙上了功利的阴影。

　　余淼杰曾在多次访谈中提到“投资于人”的理念。他认为，投资于人不会像投资于物那样产生折旧，反而会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增值 。因此，他主张将“普职分流”的决策点后移，让学生在接受了更完整的基础教育后，在心智成熟、眼界开阔的年纪，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其实，在政策讨论之外，已经有人开始了尝试。今年年初，浙江舟山的嵊泗县引发关注。这座海岛小县宣布，自2025年秋季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266名填报普高的初三毕业生全部录取，实现“愿读尽读” 。虽然嵊泗县的尝试有其特殊性（县域小、生源少、学位足），但它至少证明了一点：当我们将评价权从单一的分数中解放出来，孩子会回报给我们惊喜。那些原本只能去读职校的孩子，在普高的环境里不仅找到了自信，甚至考进了年级前列 。

　　这印证了余淼杰那句话：“有的孩子在后期展现潜力，这是不一样的路径。不能要求一个人从幼儿园就是状元，一直到北大、清华都是状元。 ”

　　取消中考分流，不是要取消职业教育，更不是要抹杀努力的价值。我们要取消的，是那种“一考定终身”的恐慌，是那种将15岁少年的人生简单二分的粗暴逻辑。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在春天灿烂，有的花在盛夏怒放，甚至有的孩子根本不开花，因为他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当我们开始正视这种差异，当我们开始敢于把选择权交还给成长中的个体，或许才是教育真正回归本心的时刻。正如余淼杰所期待的，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阳光、自信、拥有健全人格的人 。而这个目标，绝不应该由那一张六月的答题卡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