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召开，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各方在通过会议观察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需要从目前的大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更多转向促进内需和消费，改变经济中“供强需弱”的局面。对于这一看法，香港新闻网邀请了经济专家进行解读，这是其中的第二篇。

当前全国两会正在进行，“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取向，正处在一个内外环境高度交织的历史节点上。围绕中国经济应当“优先发展高科技制造业”还是“集中力量促进消费”，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看似直观、实则简化的二选一讨论逻辑，认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必须有所取舍。然而，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外部竞争格局以及宏观政策的整体设计来看，这种判断忽略了经济转型的动态性与系统性，是对中国经济运行逻辑的误读。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科技竞争的烈度正在显著上升。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断强化技术出口管制、推动产业链“去风险化”“本土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约束呈现出长期性和结构性特征。从先进制程芯片设备、EDA 工业软件，到高端材料、精密制造和核心零部件，一系列关键环节仍存在现实差距。

国际产业分工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旦技术制高点被少数国家牢牢掌控，后来者的追赶成本将呈指数级上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先进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与储能体系、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快速演进，正处在“路径尚未完全固化”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一阶段缺位，未来高附加值环节被锁定的风险将显著上升。

中国山东省烟台市某港口，大量中国汽车正在等候出口发运。新华社资料图

基于此，“超常规科技攻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升级，而是关乎经济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系统工程。高科技制造业的突破，将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中长期工资增长空间、出口结构与贸易条件，并最终关系到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因此，在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条件下，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并非可选项，而是必须正面应对的战略必选项。

中国经济内部也面临不容忽视的现实约束。近几年房地产深度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收缩，使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放缓；地方财政承压，就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出现阶段性摩擦；叠加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居民预期趋于谨慎，消费修复节奏偏慢。部分服务业和耐用品消费弹性不足，反映的并非单纯的消费意愿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收入、就业和预期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消费的本质并不是“愿不愿意花钱”，而是居民是否具备持续消费的能力和信心。这取决于收入增长预期是否稳定、就业机会是否充分、社会保障体系能否有效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价格和宏观预期是否保持相对平稳。如果需求端修复缓慢，即便供给侧科技突破不断加快，也可能出现产能释放与市场吸纳能力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进而影响企业利润、投资意愿和创新可持续性。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投资于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其核心逻辑并非短期刺激，而是为科技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转化夯实需求基础。

进一步看，科技与消费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经济循环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两个关键环节。科技进步通过提升生产率和产业附加值，推动企业利润改善和工资水平提高，为居民收入增长提供根本支撑；而居民收入提升后形成的消费扩张，又反过来扩大市场规模、改善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和创新的能力，从而形成“科技—收入—消费—再创新”的正向反馈闭环。缺乏科技支撑的消费扩张，容易陷入低附加值循环；而缺乏消费承接的科技突破，则可能停留在实验室和中小规模应用阶段，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全球经济史上，多数成功的工业化和技术跃迁案例，恰恰是在技术优势与国内大市场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技术—市场互动式”发展路径。铁路建设、电气化和城市基础设施扩张带来了稳定的国内工业需求，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技术应用与迭代的市场环境。通信设备企业Ericsson、轴承制造商SKF以及电力设备公司ASEA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成长，例如SKF通过为铁路和机械工业提供轴承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耐用性。随著技术逐渐成熟并形成竞争优势，这些企业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使瑞典依托高技术工业品出口长期保持较高收入水平。

从时间维度看，高科技制造业与消费修复本就承担著不同但互补的功能。前者主要解决未来十年至二十年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决定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期位置；后者则更多回应当下经济循环是否顺畅、就业是否稳定、社会预期是否可控。真正成熟的发展战略，并非在二者之间做静态取舍，而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点下动态调整资源配置，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稳定的统一。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国内结构转型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更可能形成一种“科技为引擎、消费为基础、改革为保障”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只要就业基本盘稳住、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终将转化为更高质量的消费升级；而强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又将为科技企业提供持续迭代和规模扩张的空间。

由此观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本质上是一种静态资源配置视角，而中国当下面临的，是一场以结构重构和动能转换为核心的系统性转型。“十五五”真正的挑战，不在于选择科技还是消费，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协同，把二者纳入同一条可持续的增长曲线之中。

（本文作者为经济与地缘政治学者，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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