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6座3万亿城市一半在大湾区

　　【全国6座3万亿城市一半在大湾区】2026年的春天，中国经济版图刷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刻度。当香港统计局不久前发布2025年GDP数据——3.31万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3.05万亿元——中国“3万亿城市俱乐部”的名单正式扩围至6座。这6座城市，按经济规模排序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香港。如果摊开中国地图，将这六颗“经济恒星”逐一标记，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地理集聚：6座城市中，有3座——深圳、广州、香港——全部落在珠江口以东以西不到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用一句话点破了这个事实：“全国6座3万亿城市一半在大湾区，一个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正在拔节生长。”“拔节生长”——这四个字用得极妙。它让人想起春雨后的毛竹，一夜之间窜高几寸，甚至能听见关节舒展的脆响。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正处在这样一个“拔节期”：当许多人还在用“粤港澳合作”的旧框架打量它时，它已悄然长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上最粗壮的那根“竹子”。3万亿是什么概念？放在全球坐标中审视，深圳、广州、香港三城的GDP加起来，已经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G20国家中印尼、土耳其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两个瑞士、三个瑞典。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三座城市的“分工”。

　　香港是“超级联系人”。它的GDP突破3万亿，靠的不是工厂烟囱，而是金融服务、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2025年港股IPO募资额重回全球第一。香港的人均GDP超过40万元、地均GDP高达27.5亿元/平方公里，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重点城市首位。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扮演着内地与世界之间的“转换插头”——规则、资本、信息在这里完成标准的切换。

　　深圳是“硬核造梦者”。这座城市的研发投入强度高达6.67%，跃居全国城市第一。从华强北的柜台到南山科技园的写字楼，从无人机到AI眼镜，深圳把“科技产业化”这件事做到了极致。202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继续领跑全国。当香港的基础研究遇到深圳的工程能力，化学反应就此发生。

　　广州是“超级枢纽”。作为千年商都，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居全国前列，白云机场的客流、广州南站的动车、珠江新城的人潮，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流量底色。而在产业层面，广州在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新型显示等领域布局深远，是大湾区不可或缺的“稳定器”。

　　三座城市，三种路径，却在同一个地理单元里形成了惊人的互补。这正是大湾区最“不一般”的地方：它不是一座城市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城市群的集团军作战。

　　大湾区不止三座3万亿城市，2025年其经济总量预计破15万亿元，以同期汇率算超韩、俄等国GDP，与东京、纽约湾区并立全球第一梯队，且实力强劲。一看科创“浓度”，“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全球第一，背后有诸多科研成果及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港澳与珠三角优势结合。二看产业“厚度”，广东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覆盖热门赛道。深圳华强北“AI八骏”销量暴涨，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转向“应用突围”，大湾区是主战场。三看互联“密度”，珠江口跨海通道众多，大湾区主要城市基本1小时通达，轨道交通里程超3000公里，还有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境通办，“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数量可观，资金、人才、信息等自由流动。专家指出，提升大湾区整体能级靠实体经济，若实现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有机融合，将具全球竞争力。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粤港澳大湾区早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经济现象。在国内版图中，它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十年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两个定位，一个指向创新策源，一个指向城市形态。创新策源，意味着大湾区不仅要自己发展，更要输出技术、模式和标准。当“深圳—香港—广州”成为全球第一创新集群，当广东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这片土地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实验室”跃迁。世界级城市群，意味着城市之间的关系从竞争走向协同。广深“双城联动”、珠三角各城市“各展所长”、粤东粤西粤北“深度融湾”——一个梯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正在成型。

　　在国际坐标中，它是中美竞争的“胜负手”。

　　郑永年教授有一个犀利判断：中美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竞争，本质上是美国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同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之间的竞争。而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产业基础，已成为中美竞争中的关键战略抓手。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脱钩断链”的风险加剧，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大湾区恰好扮演这个角色：香港的国际规则、珠三角的制造能力、港澳的自由港地位，共同构成了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缓冲带”和“连接器”。

　　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占全国外贸比重达20.1%。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时隔12年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届时，全球目光将再次聚焦这片热土。

　　回到黄坤明书记的那句话：“一个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正在拔节生长。”“拔节”的声音是什么？是深中通道通车后，中山到深圳的车程从两小时缩短到半小时的那一刻，方向盘轻打时的流畅；是香港科研人员从过去远赴美、日做实验，到现在驱车一小时到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当天往返的从容；是华强北档口里，AI翻译机被外国客商抢购一空，老板连夜补货的忙碌；是十五运会上，自行车运动员从香港出发，经港珠澳大桥、穿珠海、抵澳门，三地观众在同一场赛事中欢呼的声浪。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这个时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交响。

　　当然，拔节也有“成长的烦恼”。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三种货币，如何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如何让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更加便利？如何让大湾区的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胜势？问题也是动力。正如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所强调的，要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出更多“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当制度型开放走向深入，当“软联通”追上“硬联通”，这个湾区的潜力还将进一步释放。文章写到这里，不妨回到开头那个数字：6座3万亿城市，一半在大湾区。

　　这个“一半”，不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占比，更是一种隐喻——在中国经济这场长跑中，大湾区不仅跑在了前面，而且跑出了“集团军”的阵型。未来的世界级湾区，比的不是单座城市的孤高，而是城市群的协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湾区的“拔节”，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正有幸听见这生长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