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8岁还是完全无行为能力?得改

　　【代表:8岁还是完全无行为能力?得改】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民法专家孙宪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8岁儿童已上学两三年，具备一定判断和行为能力，若认定其所有行为均无效并不符合实际，建议调整“无行为能力”的概念，使部分行为可以被认定有效。‌‌——谁能想到，一个已经能熟练背出九九乘法表、甚至能帮妈妈去楼下超市买瓶酱油的二年级小学生，在法律眼里，竟然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没什么两样？这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对比，恰恰是当下《民法典》面临的现实尴尬。2026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民法专家孙宪忠在两会上的一番话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直言，现行法律规定8岁以下为“无行为能力人” ，意味着这群孩子的所有民事行为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但现实是，现在很多8岁的孩子已经上了两三年学，不仅是校园里的“老江湖”，甚至在数字世界里的“阅历”都不比大人少。“如果说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无效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一边是法条的冰冷界定，另一边是孩子飞速成长的现实。这道横亘在书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正在催生越来越多让家长无奈、让法官棘手的难题。

　　如果“无效”二字只关乎钱，那或许只是财产的损失；但当“无效”涉及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时，法律的无力感便显得格外刺痛人心。

　　2025年8月，云南大理苍山。8岁的自闭症男孩王一凯，跟随一家名为“明日之光”的机构参加户外活动。谁也没想到，这次本该是“自然疗愈”的旅程，竟成了这个幼小生命的终点。孩子在苍山走失，四天五夜后，当救援人员找到他时，已因低温导致休克性死亡，不幸遇难。孩子的父母在悲痛中等待一个公道，等来的却是一纸《撤销案件决定书》。警方认为，机构老师的行为与孩子的死亡结果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决定撤案。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如果按照现行《民法典》，8岁的王一凯属于“无行为能力人” ，意味着他完全没有独立认知和判断风险的能力，那么带他进入高风险山区的老师及机构，理应承担最高的注意义务。然而在具体追责时，却又因为难以界定“直接因果关系”，导致机构老师未被采取强制措施。

　　更令人心碎的是，事后家长才得知，孩子在事发前一周，曾在同一路线走失过一次，最后是自己拦下一辆货车才回来的。 一个8岁的自闭症孩子，已经经历过一次“生死劫”，却因为无法准确表达，也因为在法律层面他被视为不具备行为能力、其遭遇的风险也难以量化为“机构的直接过错”，最终未能引起足够的警惕。

　　我们不禁要问：法律既然认定他没有能力自己去买一根冰棍，为何却又默认他有能力在复杂的山路中为自己负责？当我们用“无行为能力”剥夺了他签字的权利时，是不是也在无形中削弱了社会保护他的义务？

　　如果说苍山的案例是监护缺失的悲剧，那么在校园里，年龄则有时会成为某些“小霸王”的隐形庇护所。虽然近年来刑事责任年龄已经在特定严重犯罪下调至12周岁，但在大量日常的治安案件中，年龄依然是执法的红线。2026年1月，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虽然加大了对未成年人违法的关注，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量低龄儿童实施的暴力行为，依然面临处理难的困境。就在新法施行当月，湖南隆回发生一起聚众斗殴案。涉案的刘某等人因未满16周岁，虽然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但这已是新法实施后的“从严”结果。 而如果类似的霸凌事件发生在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之间，比如几个8岁半的孩子对同学进行殴打或勒索，由于施害者尚未满10周岁或正处于8岁的边界，警方往往只能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受害者家庭想要追究民事责任，过程也极其艰难。

　　这种困境在2026年3月扎兰屯市检察院的“开学第一课”上被反复提及。检察官们进校园的目的，正是为了打破“年龄是违法挡箭牌”的旧认知。 甚至有15岁的少年在被抓后坦言，自己“忘了1月1日14岁就可以拘留了”。 这说明，在社会的潜规则里，低龄似乎长期意味着一块“免责金牌”。

　　试想，如果一个8岁的孩子长期遭受同学的欺凌，施暴者因为年龄问题连行政拘留都够不上，那受害者该如何自处？法律保护了施暴者的“年龄福利”，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成长安全”？

　　面对修改建议，部分家长担忧："降低年龄标准会不会让孩子过早承担责任？"这种顾虑反映出对法律本质的误解。法律修改的目的不是削弱对儿童的保护，而是建立更科学的保护机制。就像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孩子受伤就禁止他学骑车，而是教他掌握平衡技巧、佩戴护具。

　　在深圳某小学的试点项目中，教师们设计了一套"行为能力评估量表"，从认知理解、风险判断、后果预见等维度评估学生。结果显示，约30%的三年级学生已经具备独立进行简单交易的能力。这些孩子在家长陪同下开设银行账户，学习管理零花钱，效果显著。这证明通过科学评估，完全可以实现保护与赋权的平衡。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当8岁儿童能熟练使用共享单车时，法律应当承认其具备相应的交通行为能力；当孩子能通过网络平台购物时，法律应当保护其合法交易权益。这种承认不是放任，而是通过设定合理边界（如交易金额限制、家长追认制度）来引导儿童正确行使权利。

　　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的不是固守成规的法律条文，而是能够回应社会变迁的活法。孙宪忠代表的建议，正是推动法律与时俱进的重要一步。当我们在讨论"8岁是否还是无行为能力人"时，本质上是在思考：如何让法律更好地保护下一代，既不让他们在"法律真空"中迷失方向，也不让他们在过度保护中失去成长机会。这或许就是法治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