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员建议取消在身份证上印刷住址信息
【委员建议取消在身份证上印刷住址信息】如果说身份证照片是一场关于“颜值”的豪赌,那上面的住址信息,就是一场关于“保命”的豪赌。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若遭遇失败,不过就是更换一张照片;而后者一旦失利,或许你就得考虑另觅新居了。——3月4日传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下我国居民身份证上详细载有公民的住址信息,一旦住址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恶意利用,从而对公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鉴于此,熊水龙郑重呼吁,取消在居民身份证实体卡片上印刷“住址”信息。与此同时,在酒店入住、网络平台注册等众多非必要场景中,公民常常被要求出示或填写载有住址的身份证件。这一情况导致公民的敏感信息被各类机构大量收集、存储,进而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高风险。为此,熊水龙再次呼吁,对《居民身份证法》进行修订,取消在居民身份证实体卡片上印刷“住址”信息。理由其实十分简单: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一张小小的快递单都可能泄露你半生的活动轨迹,将家庭详细住址堂而皇之地印在一张随时可能丢失、被复印、被拍照的卡片上,就如同把自己的家门钥匙挂在脖子上,毫无顾忌地满街招摇。
这个建议听起来着实让人觉得“痛快”,然而,要想把“住址”这两个字从身份证上彻底抹去,背后实则是一场涉及安全、便利与沉默成本的艰难博弈。
那么,我们不妨先来探究一下,那个印在身份证上的几行看似不起眼的小字,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网络开盒”已然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热词。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点名通报了林某武等人“网络开盒”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件。这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的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并在网络上肆意公开曝光,进而煽动他人实施网络暴力、进行骚扰,甚至开展线下滋扰活动。
相关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经调查发现,林某武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竟高达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的也有3亿余组。他们将这些海量的数据搭建成了所谓的“社工库”网站,该数据库中包含公民个人信息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更是高达10余万次。这意味着,在这个庞大的“数据黑市”里,你的姓名、电话以及那个印在身份证上的家庭详细住址,可能正以几分钱一条的价格被明码标价,随时可能成为压垮某个普通人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熊水龙委员所担忧的,在酒店入住、网络平台注册等大量非必要场景下,公民被要求出示或填写载有住址的身份证件。那一张张被前台复印的身份证、一次次在不明APP后台留存的照片,都成了信息泄露的漏斗 。而当住址与姓名、电话捆绑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变成了不法分子实施精准犯罪(如上门诈骗、跟踪骚扰)的“导航仪”。
既然痛点这么痛,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
既然如此,把住址信息拿掉,不就行了吗?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身份证住址是户籍制度延伸,是社会治理基石,住址信息是确认身份与位置的重要依据,法律文书强制记载住址确保司法严谨,取消实体卡住址需重构社会核验体系,会给依赖“人址合一”的行业带来阵痛。其次,“最小必要”原则执行难。熊水龙委员及国家网信办都强调该原则,但现实中人们常被迫同意超范围收集住址的条款,隐私保护面临难题。
尽管有难点,但推动身份证“去地址化”并非天方夜谭,反而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政策铺垫。技术上,我们已经有了“平替”方案。 随着电子身份证、CTID(网络可信身份凭证)的普及,在许多场景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动态二维码或加密芯片来完成身份核验,无需出示实体卡片。试想一下,如果在酒店入住时,我们只需要出示一个不包含住址信息的动态身份码,由前台扫码后通过后台比对信息,既能完成公安系统的入住登记,又能避免前台工作人员肉眼看到并记下你的家庭住址,何乐而不为?
政策上,“最小必要”原则正在从口号走向法律。 正如熊水龙委员所呼吁的,对于没有法律依据和必要性的场景,不得强制收集公民精确住址信息 。这一点与当前国家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方向高度一致。未来,完全可以修订法律,将住址信息的核验权限严格限定在公安、司法等必要国家机关内部,切断商业机构随意收集公民住址的链条。
现实需求上,流动社会正在消解“户籍地”的意义。 对于大量在城市打拼的“漂一族”来说,身份证上的住址往往是几十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外的老家,而他们实际居住的地址早已变更。在这个层面上,实体卡片上的住址信息本就滞后,甚至无效。与其印一个错误的地址误导他人,不如干脆取消,让信息回归后台数据库。
身份证上的“住址”二字,承载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需求,但在今天的数字浪潮和隐私危机面前,它正在从“守护者”变成“出卖者”。熊水龙委员的建议,看似是在为一串字符争取“下岗”,实则是在为14亿公民的个人隐私安全画下一道更坚固的防线。毕竟,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权选择:让我的“脸”去面对世界,但请让我的“家”,安静地留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