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如何治理?代表建议设限额

　　【高额彩礼如何治理?代表建议设限额】“和男朋友谈了9年，因为彩礼谈崩了。”岁末年初，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吐槽层出不穷。动辄二三十万的彩礼，让原本喜庆的婚事蒙上阴影，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聚焦“高额彩礼”治理，提出制定彩礼限额标准、对低彩礼结婚家庭给予创业就业政策激励、建立跨区域联动治理机制等一系列建议。

　　今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这一表述，为两会期间代表们的讨论提供了政策背景。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在接受采访时直言，高额彩礼现象源于人情社会中的攀比心理。“同样是这个地方的，你的彩礼那么多，我的少了，就好像很没面子。”这种“价格内卷”让彩礼水涨船高。

　　李燕锋以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为例：朋友结婚时彩礼是6.8万，婚后生育两个孩子，但到小叔结婚时，彩礼涨到了10.8万。朋友顿时产生“心理落差”——一家尚且如此，不同的县乡、省市则可能愈加“没有底线”。

　　她在调研中还了解到，浙江某地一对农民夫妻，儿子娶媳妇要28万彩礼，此外还要五金，“一场婚礼下来，要花四五十万。”这笔钱，几乎是整个家庭的积蓄。

　　李燕锋指出，高额彩礼加重了结婚成本，叠加孩子教育成本等因素，让年轻人“望而生畏”。“为什么以前结婚、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却阻力增大？有很多因素，但高额彩礼是最大的阻力之一。”

　　更令人警惕的是，高额彩礼还催生了骗婚、婚托等违法犯罪行为。李燕锋认为，只有明确规定，才能刹住这股不良风气。她建议出台一个统一标准，“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

　　与李燕锋的“统一标准”思路不同，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炳启则提出，应因地制宜，以家庭年收入的2-3倍作为当地彩礼的上限标准。

　　石炳启有着8年的乡村治理经验。2018年从北京退休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在移风易俗、尤其是婚俗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五部曲”工作方法。

　　石炳启告诉记者，越是偏远、落后的农村，结婚、彩礼的负担往往越重。“在转变观念上，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相对容易；相反，农村地区转变观念较难，加上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更有脆弱性，因此，解决农民的高额彩礼难题，更为关键。”

　　他的“五部曲”包括：建队伍、立规矩、教育宣传、实施行动、总结评比。首先，大庄村把红白理事会纳入村两委班子的管理范围，分成思想工作组、事务组、炊事组，各司其职。“乡村的优点是，有事儿村民都可以互相帮助，包括吹鼓手，都是义务的。”

　　第二步是制定规矩。村里就彩礼限额等问题制定相关规定制度，包括婚礼宴席的桌数、酒的价格，但标准不能太死板，要考虑到不同乡村的产业和经济水平。大庄村划出彩礼5万元以下、酒席不超过12桌、婚车最多6辆的“硬杠杠”，由老村委会改建的红事大厅也免费供大伙儿使用。

　　第三步是宣传教育。石炳启教育的内容包括：高彩礼的危害，低彩礼的例子，低彩礼结婚的观念，“以及从古至今什么叫爱情，什么叫人生。”他坦言，听起来可能有些老生常谈，甚至“讨人烦”，但那些结婚的新人和家属们，在被提醒后往往都能接受。

　　第四步是村干部的执行方法要个性化。石炳启利用自己在周边村里的威望，担任许多婚礼的证婚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中国好人’，我去证婚，大家也觉得光荣。”

　　前不久，一位拉萨女孩嫁到大庄村，女孩的父母到来后，经石炳启的宣传，接受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果”“结婚不是买卖婚姻”等观念，最终双方“低彩礼”举办婚礼。石炳启称，村里在乐队、宴席方面提供了帮助，整场婚礼不仅极具民俗特色，还为新人家庭节省了七八万元。

　　经过几年努力，河间市多个乡镇的彩礼水平保持在平稳略降的态势，“在一些地方彩礼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大庄村所在的附近几个乡镇一般是5万到8万彩礼，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

　　李燕锋和石炳启均提到，对于一些实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家庭，可考虑给予激励机制。李燕锋建议，“能不能为这种家庭的创业担保、贷款，或者产业、就业扶持方面，提供一些政策倾斜？”要从“强制规定”和“政策激励”双重手段下手，才能对抑制高额彩礼起到实质的作用。

　　这正是石炳启“五部曲”的第五步。他告诉红星新闻，村里在每年的工作总结、全村大会时，对低彩礼的行为会发证书、牌匾予以表彰，有适当机会时，村里还会在创业上给予支持。

　　石炳启强调，零彩礼太绝对，不一定符合人情伦理和风俗习惯，因此倡导“低彩礼”更容易被接受。在工作过程中，他也秉持一个原则，即不因彩礼问题拆散一桩婚姻。“不能因为有些人坚持要给高额彩礼，就强制干预。只要大的风气在改变，就是成效。”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石炳启对风气改变之难深有体会。他指出，一个地方可以经过努力把彩礼价格降下来，但当今的人员交流已不限于三乡五里，跨地区、跨省联姻普遍，因此单靠一个地方的治理远远不够。“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也不是一个乡镇、一个县能解决的事儿。它是一个全社会互相影响的事，所以需要上下共同发力。”

　　这一判断与中央一号文件的最新表述高度契合。今年文件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指出，高价彩礼区域中存在大量“省际毗邻地区”，如由皖北、豫东、鲁西南构成的黄淮海区域，以及陕甘宁、冀鲁、闽浙赣等交界地带。这些区域在文化特点上具有相似性，彩礼价格形成机制亦相近，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属不同省份，政策标准与执行方式各异，给高价彩礼的统筹解决带来挑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的研究显示，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彩礼水平相近的地级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邻，形成稳定的区域性价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胡卫卫长期研究彩礼问题，他指出，省际毗邻地区往往呈现出“通婚密集、标准分化”的结构性矛盾。在部分交界区域，客观上形成“向高彩礼地区嫁女、向低彩礼地区娶亲”的套利空间。

　　事实上，毗邻地区的彩礼治理已有尝试。2023年起，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联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单县，组建“豫鲁联姻”抵制高价彩礼跨省联动议事协调机构，建立两省三县区移风易俗跨省联动机制。在浙苏皖三省交界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地缘相连，三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推行“彩礼转化计划”。

　　胡卫卫建议，相比对齐彩礼金额标准，更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毗邻县市互认婚俗改革示范村、互享红黑名单，建立彩礼纠纷跨省调解机制，并把联动实效纳入省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

　　随着政策层面对跨区域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把握婚俗自治空间与公共政策介入之间的边界，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胡卫卫认为，把握这一边界的总原则应是“介入手段、不干预目的”——政府可以对给付过程设规则、对公共成本设底线，但不替当事人定感情、不为婚姻定价。他特别提出，程序上应坚持行政引导与民主同意的协调配合，具体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等不宜以红头文件强制规定，而应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民主协商后，转化为村规民约。

　　多位专家和代表呼吁，从长远看，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压缩数额，而在于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制度供给，自然替代陈规陋习的生存土壤。当“低彩礼”能换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当“零彩礼”也能风风光光办婚礼，当跨省联姻不再因标准不同而扯皮，彩礼才能真正回归“礼”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