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建议加强落实双休制度

　　【委员建议加强落实双休制度】“终于能好好陪家人过周末了。”今年年初，长城汽车正式取消“大小周”、落实双休的消息传出后，有员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句本该平常的话，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让不少人错愕的是，1995年就已确立的双休制度，施行近30年后，为何仍让一线员工有“喜提”之感？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应按照《劳动法》要求加强落实双休制度，确保职工休息权。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再次将“休息难”这一老问题推向公众视野。

　　据报道，吕国泉委员指出，目前一些单位职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事业单位及互联网大厂尤其突出。尽管双休制已实行多年，但落实情况仍不理想，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业、制造业和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单休、“大小周”等情况。他建议应按照《劳动法》要求，保障每周用工时长不超过44小时，确保劳动者有足够休息时间，以保障身心健康。

　　2月27日刊发的调查报道《施行近30年 为何仍有职工难以“双休”？》中，多位劳动者的真实经历道出了“休息难”的普遍性。在郑州一家孤独症康复机构工作的高丽丽，周末被要求以“提升教学技能”为由到岗学习，最终因无法适应“大小周”而辞职。北京互联网公司员工韩杨曾在大促期间连续上班一个月，凌晨3点回家、早上9点又要到岗，“因为没有正常休息，月经只来了2天”。上海程序员王浩每逢新品发布便熬夜加班，30岁的他已因长期熬夜而秃顶。相比之下，服务行业情况更为严峻，北京市一家电子产品维修店的员工刘猛表示，每周可选择除周末之外的任意一天休息，此前当餐厅服务员时，每月只能休两天。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在接受大河网采访时解释，在法律层面，企业并未被强制要求双休。如果在一个“大小周”的工作周期中，一周工作5天、另一周工作6天，平均每周工时不超过44小时，且确保每周有至少1天休息，这样的工作制并不违法。但王天玉强调，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支付3倍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替代，否则即属违法行为。

　　事实上，双休制度的落地困境不止于企业。2025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宣布全面落实中小学双休政策，这份“政策礼包”曾让不少县城高中生一度沸腾。但据中青报·中青网1月30日发布的调查报道，在广西南部某县，政策落地后却经历了复杂的“水土适应”。部分学校推行“自愿返校自习”，说是自愿，但班主任反复动员，最终变成事实上的全员到校。有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强调：“双休就是为了淘汰不自律的人。”这句话扎在许多学生心里。有学生坦言：“总觉得休息就是认输，哪怕发呆也要坐在教室里，好像这样才不算被淘汰。”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刘长铭指出，自觉、独立学习的习惯和合理安排学习计划的能力是一个高中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如果孩子还不具备这些能力，说明以往对此重视不够，是教育的缺失。高中实行双休，就迫使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尽快弥补这个缺失。

　　对于劳动者而言，休息权被侵蚀的后果同样严峻。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沈志歈表示，如今无论是企业负责人还是职工，普遍认为年轻吃点苦、老了能享福。但随着社会进步，“更多工作”的观念应逐步转变为“更优工作”。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更好更优质地工作才是科学且可持续的。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12月以来，比亚迪、宁德时代宣布涨薪，奇瑞推行“周末禁会”，长城汽车落实双休。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行业告别“内卷式加班”、回归理性发展的信号。有观点指出，汽车行业长期被“8—10—6”工时（上午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扭曲，月均70至100小时的加班并非个例。而2027年底即将实施的《欧盟反强迫劳动法案》明确，出口欧盟产品的任何环节均不得涉及强迫劳动，每周超40小时的加班即便自愿也在禁止之列。这意味着，若不正视工时问题，中国制造业的出海之路将面临合规风险。

　　王天玉建议，应完善劳动法规，将《劳动法》中关于工时的规定与《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统一起来，并结合不同行业、工时制加以细分，以进一步明确双休制度。同时，企业应从精细化管理入手，根据工作量需求核定人员配置标准，将负荷量与休息时间进行量化，从而落实休息休假。

　　吕国泉委员的呼吁，与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动向形成呼应。从广西高中的双休“变形记”，到互联网大厂的“隐形加班”，再到汽车行业的“工时内卷”——休息权的困境，折射出社会对“效率至上”的路径依赖。但正如刘长铭所言，不能期望一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落实双休制度，既是对法律的敬畏，更是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尊重。当“喜提双休”不再成为新闻，当休息回归常态，社会才能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