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日围绕“台湾有事”的外交风波扔在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再度对中国发出一系列放言，包括称所谓的“胁迫”加剧，要求中国做“负责任国家”，还反复强调要与中国建立所谓“互惠关系”等。这些言论，应如何看待，香港新闻网邀请日本问题学者郭丽撰稿分析，全文如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大胜后，其第二届内阁的对华政策言论呈现出明显的“双重叙事”。一方面，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在安全与涉台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2月24日，中国商务部依法宣布对日本40家涉及两用物项的实体企业加强出口管制与合规审查，这被广泛视为对日方错误行径的必要反制。

要理解这一系列事件的深层逻辑，必须回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原点——构成两国关系基石的四个政治文件，特别是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庄严承诺，并以事实为依据，对高市的相关言论进行客观分析。

一、高市早苗涉华言论实录：口头“战略互惠”与行动“安全威胁”的悖论

自2026年2月连任以来，高市早苗在公开场合多次就中日关系发表言论，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施政方针演说中的“建设性”表态（2026年2月20日）

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市早苗谈及中国时表示：“对于中国，高市内阁的一贯方针是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正因为中国是重要邻国，且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与课题，我们将持续保持沟通，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且妥善地加以应对。”

2. 同步渲染“中国威胁”与安保扩张

然而，在同一演说中，她却将中国塑造为地区安全的“威胁源”。她宣称：“中国在东海、南海通过实力或威压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不断加强，同时在我国周边扩大并强化军事活动。”

并以此为由，提出将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修订“安保三文件”、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激进军事扩张计划。

3. 遭反制后的“降温”喊话（2026年2月25日）

在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日出口管制措施后不到24小时，高市早苗在参议院回应质询时语调似乎有所“软化”，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我们与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沟通至关重要。”“今后也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冷静且适当地进行应对。”

高市早苗的言论构建了一种“边谈合作、边泼脏水”的奇特逻辑：口头承诺推进关系，行动上却以中国为假想敌加速扩军；在触碰红线遭反制后，又强调“沟通”与“冷静”。这种自相矛盾，绝非外交辞令的艺术，而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侵蚀。要看清其本质，必须对照中日两国共同签署并郑重承诺的四个政治文件。

二、不可撼动的基石：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的明确界定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发展，建立在双方共同签署并郑重承诺的四个政治文件之上。这些文件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政治与法律基础，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具有绝对清晰性和不可篡改性。

1.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奠定“一个中国”原则

该声明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日本有些人认为，这里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并非“承认”，故存在可以模糊的空间。笔者就曾亲耳听到过研究中日关系的有的日本学者发表类似观点。然而，既然不仅“充分理解”而且“尊重”，就意味著不仅是政治表态，更是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正式承认。即日本政府通过此声明，在法律和政治上正式确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承诺在台湾问题上遵循战后国际法安排。

2.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固化共识

该条约虽未直接提及台湾，但其前言明确：“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这意味著，《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条款，已通过条约形式被提升为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义务，其效力高于一般的政治宣示。

3.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面向新时代的再确认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剧变的背景下，该宣言再次郑重确认：“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此表述有两大关键承诺：一是“继续遵守”，表明日方承诺的连续性和不可逆性；二是明确将日台交往严格限定于“民间和地区性”，彻底排除了官方往来和任何形式的政治、安全勾连，为日本政府的行为划定了清晰红线。

4. 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战略互惠框架下重申原则

声明中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而开创未来的前提，正是“正视历史”和恪守既有政治文件。任何“战略互惠”都不应、也不可能以牺牲一个中国原则为代价。

由此可见：四个文件一以贯之的核心是——日本政府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诺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往来，并以此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前提。

资料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图源：新华社）

三、高市内阁言行的实质：对中日两国关系政治根基的系统性侵蚀

将高市早苗的言论与行动置于上述文件框架下审视，其背离与危害便暴露无遗：

第一，以“安全关切”为名，践踏“仅维持民间往来”的承诺。

明知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核心中的核心，高市早苗在第一次上台不久，却不断挑衅中国。在第二次上台后的施政演说中虽刻意回避直接提及“台湾有事”，却指责中国在南海与东海的正常军事行动，其政府高层官员（如外相茂木敏充）屡次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与日本国家安全深度捆绑。

这种论述与美日同盟将台湾问题纳入“共同战略目标”的动向一脉相承，其目的是将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扭曲为所谓的“国际安全议题”，为日本可能的军事介入预留法理和舆论借口。另据公开报道，仅在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1月上旬期间，就有近30名日本国会议员分批窜访台湾，并与台湾地区有关领导人会面。而高市早苗首相本人此前曾有多次窜台记录，其内阁部分成员也曾发表过涉台强硬言论。

以上充分说明，日方完全违反了“仅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的承诺，是在试图提升日台关系的实质层级，向“准官方往来”和“安全勾连”的危险方向试探。

第二，渲染“中国威胁”，违背“发展持久和平友好关系”的宗旨。

此外，高市内阁明确将中国与俄、朝并列称为“头号威胁”，并以此为由推动防卫费增至GDP2%以上、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种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张，完全违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及“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原则。其逻辑是制造并放大威胁，以服务国内右翼政治议程——“正常国家化”与军事大国化，而这恰恰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

第三，言行不一的“两面策略”，严重侵蚀战略互信。

高市内阁在遭受中国精准反制后，表态强调“沟通”与“冷静”。这又暴露了其策略的投机性：既想通过对华示强捞取国内政治资本，又害怕承受全面的经济与战略反制代价。这种“吃饭砸锅”的机会主义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间关系的可预测性和严肃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需要的是基于相互尊重和守信的行动，而非口是心非的权宜之计。

四、背离的代价：中方的反制与地区的警示

高市内阁言论与行动的背离，不仅是对历史承诺的背叛，更将日本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其策略试图借渲染外部威胁凝聚国内共识，推动修宪扩军，并紧密绑定美国以制衡中国。然而，这套路线蕴含巨大风险：经济上，对华“脱钩断链”将重创日本产业；安全上，以中国为敌的军备竞赛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最终反噬日本；外交上，试图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挑战中国，注定会遭到坚决反制。

2026年2月24日中国商务部依法对日本40家实体实施出口管制，正是对日方一系列错误行径的必要、合法反制，精准打击了日本军工及高端制造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正如道琼斯通讯社所说，“高市早苗领导的政党在月初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可能使其在安全等政策上更加坚持己见，而中国的措施表明无意在此背景下让步。”中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任何企图在安全上对抗中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政冷经热”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结论：回归承诺，方能面向未来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共识，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明确表述，是两国关系得以正常化并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些共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对当前两国关系具有现实指导价值。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发展，有赖于对既有共识的尊重和落实。高市内阁既表示希望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在安全政策上采取对华示强举措，这种政策取向的协调性面临实际考验。历史经验表明，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基于已有共识，通过建设性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不仅是两国关系的现实需要，也是地区各国的普遍期待。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郭丽，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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