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搁置垃圾征费措施到暂缓巴士乘客强制佩戴安全带，特区政府都是基于良好意愿及积极有为而制定并推行相关政策，但为何一旦执行就遇上重大阻力而叫停？是否该等政策与民意有很大落差？或是执行难度被严重低估？当中对民意的掌握是否需要认真检讨？

诚然，特首煞停该两项措施不失为悬崖勒马之举，可谓从善如流，勇气可嘉，避免引起更大失误，但毕竟有损政府威信。这似乎反映部分官员在制定执行某些重大政策时还是不够贴地，没有从市民作为政策受众的纵深层面出发，或是低估社会各界强烈反应，错失在执行前及时调整的机会。这两件事让笔者忽然想起自己多年前著作的《中产有政器》一书，倡议为沉默大多数的中产建立一套运用现代科技的系统化“民意机器”，号称“民意储备银行”，收集不习惯公开发声的中产对不同议题的意见，甚至特设“政府专用通道”收集民意，便于制定及实施政策时更贴地、更准确，考虑得更周全。

笔者很理解要改变市民长期习惯确实不易，有时也必须强制性措施，就如控烟政策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让大众为良好意愿而接受新政策，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如果只是基于良好意愿，而未能切身处地考虑实际操作情况而作出适当平衡，就像坊间埋怨不坐巴士的官员‘坚离地’，为坐巴士的市民定下强制规定，政策就算实施了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高、大、空”现象，特别是简单地以为市民拒绝改变习惯实属必然，政府只需要坚持就好，市民会慢慢习惯，没有全面深入顾及受众的感受和困难，忽视在执行方面的各种可能性，缺乏充分预案及后备方案，甚至未有考虑局部试点推行的策略，政治敏感度显得不足。

回想笔者当年的书已经构思以快速发展的资讯科技，来帮助建立一个民意机器，让施政更为系统化、科技化，包括大数据、区块链、机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应用。就如市民已经普遍使用的网上银行服务一样，“连钱都可以透过网上银行安全地处理，为甚么中产的宝贵意见，就不可以透过资讯科技来处理呢？”，把真实直接的意见通过系统工具来反映，让施政者及早通过收集及分析民意数据，更有效推行政策。该系统的关键，就是市民以真实身份转化为“民意储备银行”的民意账户持有人，以“数据脱敏”方式保护其私隐，就各种特定议题通过系统来发声，以资讯科技帮助收集、统计、分析及整理，再通过保密的“政府专用通道”作为重要政策参考。笔者十几年前在书中提到的科技今天已经更为先进并广泛应用，所建议的民意机器可以与各种现有的民意调查方法相辅相成，发挥协同作用，更精准地掌握民意。

大家试想想，与其在朋辈间议论或宣泄，下情不能上达，如果有一条方便快捷的发声渠道让大家充分表达意见，去掉网络水军的影响，让施政者及其他持份者更精准接收意见，集合民间智慧，不是更好吗？虽然听到意见不代表全部都能接受，要视乎施政者的开放态度和综合考虑，但能更准确及直接地表达和接收民意，考虑市民的真实感受和建议，始终是利大于弊。可以说科技和工具是现成的，需要的是包括政府在内各持份者的决心。

之前笔者发文推广的内地智能化12345热线，与上述“民意储备银行”的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叠加两个系统的效果，甚至配以政府的“智方便iAM Smart”电子政务系统，未尝不是突破之举。特首从前提过政策上采用“红队”的策略，为政策的正反理据作出全面的评比，减少误判，但毕竟政府内部主要还是从行政本位出发，如果能有效利用上述向受众延伸的民意机器，相信有助于实践“红队”的策略。当然，要政府官员接受上述智能化民意专用通道，其难度也不小，非要拿出当年北京市领导决心推行12345热线的那股劲儿不可。 

从良政善治的用心出发，政府确实不需要因为措施叫停而背负不必要的包袱，只要吸取经验，在以后推出政策时以更有效、更贴地的方式与市民沟通就行，毕竟在社会进步下，市民对政府的期望与以往不同，但基于良政善治、行稳致远的原则，政府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该调整的还是要调整，市民该接受时要接受，该改变时要改变。议员们亦要及时提醒各级官员，成为下情上达的必要桥梁，在有效互动的情况下“到位”地配合政府施政，及时补漏拾遗，这样才能达至施政的多赢。

（本文作者是香港内地经贸协会会长）（本文是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