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盒饭摊“转正”

　　【人民日报评盒饭摊“转正”】近日，浙江宁波镇海区九龙湖镇工地旁，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小摊竟摇身一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网红打卡点。这一切，源于一段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视频。视频中，一位平凡的摊主，以10元一份的卤肉饭、8元一份的烩菜，凭借着“能打”的实惠价格与实实在在的用料，赢得了顾客们的由衷喜爱，书写了一段暖心的故事。而后续的发展，更是让这份平凡焕发出了非凡的光彩：当地社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协调城建、城管、市监等多个部门，为摊主办理了营业执照，助力其从流动的小摊贩华丽转身，成为规范经营的一员。具体而言，浙江宁波镇海区九龙湖镇工地旁，有这样一位卤肉饭摊主，他因用料货真价实，又时常与顾客进行暖心互动，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当地社区在留意到这一情况后，主动与摊主取得联系，深入了解后得知摊主有长期经营的规划。于是，社区充分发挥牵头作用，积极协调城建、城管、市监等部门，开启了一场联合服务行动。他们不仅为摊主精心划定了固定的经营区域，还全程悉心指导证照办理工作。不久之后，营业执照顺利送达摊主手中，曾经的小摊位也正式“转正”，成为规范经营户中的一员。

　　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实则意义深远，它生动地体现了城市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堵”向更为人性化的“疏”转变。事实上，全国各地针对流动摊贩管理都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亮点纷呈的治理模式。以重庆南川区为例，当地通过“马路办公”、问卷调查等创新方式，精准摸清游摊的分布特点，进而科学合理地设置“潮汐摊区”，为城郊农户免费提供摊位，既解决了农户的生计问题，又规范了城市管理秩序。

　　上海则通过12345热线深挖诉求数据，梳理风险隐患、预判民生需求，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 “未病先治”。浙江滨江区试行 “居住证+摇号”准入模式，以滨江居住证满3个月为资格门槛，通过公开摇号公平分配疏导区摊位资源。嘉兴秀洲区推行多元化的 “引摊入市”模式，通过“商业外摆”、“疏导点位”、“潮汐摊位”和“夜间集市”等方式，规范城市发展同时激发消费活力。这些探索显示，城市治理者正在以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方式应对流动摊贩问题。

　　在“转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治理挑战。浙江滨江区的“居住证+摇号”模式虽然为中签者提供了合法经营的身份，但也导致了 “正规军”与“局外人”的生存博弈。

　　一些疏导点因选址不当而人气不足，出现摊贩“回流”现象。重庆璧山区的“五味和”集市通过规范化改造解决了无序经营问题，但**摊位租金接近繁华商圈水平**，商户利润微薄。这些问题揭示了规范管理与保障民生之间的内在张力，提醒城市治理者需要更加平衡的政策设计。

　　盒饭摊“转正”事件及各地实践，实际上指向了城市治理的三个根本性转变：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变。政府部门不再是简单的执法者，而是**主动提供服务的引导者**。从单一到协同的机制创新。一个小小摊位的经营涉及场地规划、食品安全、证照办理等多个环节，需要打破“各管一摊”的孤立分割，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从对立到共赢的价值重塑。以往流动摊贩与执法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模式的“一刀切”。现在的模式更多寻求规范管理与人文关怀的平衡。这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对“管”与“帮”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管”与“帮”看似各有侧重，实则统一于为民服务的初心，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各地对流动摊贩的治理模式多样，体现不同的治理思路，下表对比了不同地区的主要做法与特点：浙江宁波采用社区牵头协同服务模式，主动对接摊主，多部门联合指导证照办理，面临确保服务可持续性的挑战；北京朝阳采用链条式帮扶转型模式，为流动摊贩寻找固定经营场所，协助完成转型，需平衡转型需求与现有商户利益；浙江滨江采用“居住证 + 摇号”准入模式，通过摇号公平分配疏导点摊位资源，存在中签者流失、摊贩回流、点位人气不均的问题；重庆璧山采用“疏堵结合”规范化模式，引导摊贩“退路进市”，建设规范集中集市，摊位租金较高导致商户利润微薄。

　　盒饭摊的“转正”不仅关乎一份工作的合法化，更是城市文明进步的缩影。

　　这缕 “看得见的烟火气”，正照亮城市治理从简单管理走向精细化服务的新路径。

　　盒饭摊的故事在北京也有回响。王鑫林从深夜树林里的游击摊位，到拥有自己的“团结湖炒饭”门店，用了14年。他说：“有了落脚的地儿，心里踏实了很多。”这种踏实感，正是源于政府、社区与企业共同编织的那张服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