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盒饭摊“转正”

　　【人民日报评盒饭摊“转正”】一口热气腾腾的卤肉饭，摊主与顾客的暖心互动，让浙江宁波镇海区九龙湖镇工地旁的小摊成了网红。一段网络走红的视频，记录了一个寻常摊主用10元/份卤肉饭、8元/份烩菜，用“能打”的价格与实在用料赢得顾客喜爱的故事；而接下来的变化，则让这份寻常不再普通：当地社区主动上门，协调城建、城管、市监等多个部门，为这位摊主办理了营业执照，帮助其从流动摊贩“转正”为规范经营户。浙江宁波镇海区九龙湖镇工地旁，一位卤肉饭摊主因用料实在和与顾客的暖心互动在网络走红。当地社区注意到这一现象后，主动联系摊主，了解到他有长期经营的打算。于是社区牵头协调城建、城管、市监等部门启动联合服务，为摊主划定固定经营区域，并全程指导证照办理。不久后，营业执照顺利送达，小摊位正式“转正”为规范经营户。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实则体现了城市治理模式从“堵”到“疏”的转变。全国各地针对流动摊贩管理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重庆南川区通过“马路办公”、问卷调查等方式摸清游摊分布特点，科学设置 “潮汐摊区”，为城郊农户提供免费摊位。

　　上海则通过12345热线深挖诉求数据，梳理风险隐患、预判民生需求，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 “未病先治”。浙江滨江区试行 “居住证+摇号”准入模式，以滨江居住证满3个月为资格门槛，通过公开摇号公平分配疏导区摊位资源。嘉兴秀洲区推行多元化的 “引摊入市”模式，通过“商业外摆”、“疏导点位”、“潮汐摊位”和“夜间集市”等方式，规范城市发展同时激发消费活力。这些探索显示，城市治理者正在以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方式应对流动摊贩问题。

　　在“转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治理挑战。浙江滨江区的“居住证+摇号”模式虽然为中签者提供了合法经营的身份，但也导致了 “正规军”与“局外人”的生存博弈。

　　一些疏导点因选址不当而人气不足，出现摊贩“回流”现象。重庆璧山区的“五味和”集市通过规范化改造解决了无序经营问题，但**摊位租金接近繁华商圈水平**，商户利润微薄。这些问题揭示了规范管理与保障民生之间的内在张力，提醒城市治理者需要更加平衡的政策设计。

　　盒饭摊“转正”事件及各地实践，实际上指向了城市治理的三个根本性转变：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变。政府部门不再是简单的执法者，而是**主动提供服务的引导者**。从单一到协同的机制创新。一个小小摊位的经营涉及场地规划、食品安全、证照办理等多个环节，需要打破“各管一摊”的孤立分割，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从对立到共赢的价值重塑。以往流动摊贩与执法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模式的“一刀切”。现在的模式更多寻求规范管理与人文关怀的平衡。这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对“管”与“帮”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管”与“帮”看似各有侧重，实则统一于为民服务的初心，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各地对流动摊贩的治理模式多样，体现不同的治理思路，下表对比了不同地区的主要做法与特点：浙江宁波采用社区牵头协同服务模式，主动对接摊主，多部门联合指导证照办理，面临确保服务可持续性的挑战；北京朝阳采用链条式帮扶转型模式，为流动摊贩寻找固定经营场所，协助完成转型，需平衡转型需求与现有商户利益；浙江滨江采用“居住证 + 摇号”准入模式，通过摇号公平分配疏导点摊位资源，存在中签者流失、摊贩回流、点位人气不均的问题；重庆璧山采用“疏堵结合”规范化模式，引导摊贩“退路进市”，建设规范集中集市，摊位租金较高导致商户利润微薄。

　　盒饭摊的“转正”不仅关乎一份工作的合法化，更是城市文明进步的缩影。

　　这缕 “看得见的烟火气”，正照亮城市治理从简单管理走向精细化服务的新路径。

　　盒饭摊的故事在北京也有回响。王鑫林从深夜树林里的游击摊位，到拥有自己的“团结湖炒饭”门店，用了14年。他说：“有了落脚的地儿，心里踏实了很多。”这种踏实感，正是源于政府、社区与企业共同编织的那张服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