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回应学生举报30年前被老师强奸

　　【警方回应学生举报30年前被老师强奸】30年前师生纠葛，真相与谎言难辨——一场跨越时代的罗生门。警方调查证明师生发生过关系，但无法证实强奸行为，也没有找到那个据说出生时就缺失耳廓的男婴，这让一起三十年前的指控陷入僵局。最近，湖北襄阳警方出具《刑事复核决定书》，回应了陈梅女士举报的“30年前被老师强奸并拐走孩子一事”。调查结果显示，陈梅与教师高强确实发生过关系，但警方表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高强与陈梅发生了性关系，但不能证实高强采取了暴力、胁迫或其他非法手段违背陈梅的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时过境迁，双方各执一词。陈梅称自己1995年在枣阳市某中学读初二时，未满16岁，被生物老师高强性侵并怀孕，次年正月生下一名右耳耳廓缺失的男婴。她通过社交账号寻找1996年出生、右耳廓缺失的男子，希望与寻亲DNA库比对。陈梅指称1995年她还是枣阳市某中学初二学生时，在未满16岁的情况下被生物老师高强性侵。她记得具体细节：某天去高强的宿舍谈事时被其性侵后怀孕。

　　她清晰描述自己1996年正月初七在高强家里出现分娩反应，被高强母子送往当地卫生院产下一名男婴。“男婴右边耳朵耳廓缺失，仅有耳垂”，是她记忆中的特殊标记。陈梅说前一天高强曾带她去做人流，被医院拒绝，后来是邻居不敢接生才送到卫生院。根据她的回忆，怀孕期间肚子不显怀，外人看不出来，身边的朋友、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孩子出生后，陈梅在高强家里住了两天。高强以她还是学生、还要上学为由，将孩子抱走送人。

　　“说是孩子先抱到他小姨家里，养一段时间再带回来。两天后，他说孩子死亡了，扔了。”陈梅回忆道，“我当时年纪小，就没管这个事，继续回去读完初三下学期，就外出打工了。”

　　2025年，陈梅开始产生怀疑，总觉得孩子可能还活着。她主动联系高强“诈他”，她称高强态度从不置可否变成坚决否认没有孩子这回事。为寻找孩子，陈梅前往当年卫生院希望调取婴儿出生登记信息，但因年代久远未能查到。

　　面对陈梅的指控，高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坚称陈梅的指控是“胡乱臆想”，表示两人在陈梅毕业后恋爱过，并无强奸、生子的事。高强回忆，1995年他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教过陈梅半年的生物课。因为生物课不是主课，他同时带了8个班，对陈梅印象不深，两人交往不多。关于两人关系发展的时间线，高强的说法是：“1996年她毕业后外出打工，给我写过信。她1997年回来之后我们确认恋爱关系。当时我快30岁了，家里催婚，但她家里不同意，1998年我们分手了。”

　　他承认两人恋爱期间确实发生过关系，但坚决否认有强奸、生子、拐卖孩子的事。对于陈梅提到的高强小姨的证言——称曾听高强母亲讲过“高强与一个学生生了个娃”，高强解释为陈梅通过“诱导性提问”让老年人“被她绕进去了”。高强对陈梅将事件公之于众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陈梅在网络胡乱发布不实信息，对他和家庭造成严重影响”，他已以诽谤、名誉损害的理由向法院起诉。

　　2025年10月19日，陈梅以高强涉嫌强奸、诈骗、拐卖儿童为由报警。次日，枣阳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审查认为该控告没有犯罪事实，且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决定不予立案。

　　陈梅随后申请复核。2026年2月4日，襄阳市公安局出具《刑事复核决定书》告知：经审理查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高强与陈梅发生了性关系，但不能证实高强采取了暴力、胁迫或其他非法手段违背陈梅的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不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警方同时指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陈梅产下一子，不能证明高强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发生。即便陈梅控告的事实存在，也超过了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依法不能再追究高强的刑事责任。对于陈梅关心的两人何时发生关系的问题，警方表示：“两人1995年还是1998年发生的关系，已经没有实际追究的意义，法律文书没必要书写这部分内容。”

　　陈梅的经历不是孤例。类似事件在多地校园里悄悄上演，曝光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在不久前，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教师性侵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唐毓文在担任高中班主任期间，对患有抑郁症的被害女学生实施强奸二次、强制猥亵一次。那个受害女生2025年1月因抑郁症发作在家自杀身亡。法院审理认为，唐毓文的性侵行为虽未直接导致被害人因抑郁症发作而自杀身亡，但对其病情加重具有影响作用。更令人心痛的是，这起案件的曝光**并非发生在侵害发生时**。根据媒体披露，女生在高中班级群中发言称唐某某“衣冠禽兽”，试图揭露其恶行，但很快唐某某回应称“不要听这种胡言乱语”，并解散了班级群，校方也未及时介入调查。

　　讽刺的是，唐某某此前还因工作突出被当地教育局授予“嘉奖”荣誉称号。当涉事“优秀”教师成为学校“金字招牌”的一部分时，受害者要求学校主持公道变得更加困难。

　　在另一起案件中，2013年至2019年，一名小学教师利用教师身份，先后将多名女学生（均系幼女）带至宿舍内实施奸淫。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该教师的死刑判决，这是对那些利用特殊身份或者便利条件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绝不姑息”态度的体现。

　　正如法律从业者所指出的：“行为人通常不是使用直接的肢体暴力手段，而是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或教师的特殊职权便利，以关心生活、检查批改作业、补课、科研实验、学业考试等为理由，通过或明或暗的借口，对被害人施加权力控制、精神控制和心理强制等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时候“名为‘关心’‘帮助’之类的诱导行为，更是如狼披羊皮，以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真实的越界乃至犯罪行为，个中恶意的证据很容易被隐匿”。部分受害者可能陷入信任危机的恐惧：“我可以说不吗？我可以求助吗？我会被信任，还是会被报复？”

　　据统计，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达七成；易于接触未成年人职业的从业者作案占比高，明确表述职业的案例有98起，占总数的22.12%。这一数据背后，是无数未成年人被迫噤声的痛苦。司法实践中，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的办理面临五大难点：**报案难、立案难、取证难、认定难、胜诉难**。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其保护对象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犯罪主体是对前述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当陈梅和高强都将血样录入了全国寻亲DNA库，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纷争或许会因一个“不可能出现匹配者，那是天方夜谭”的结局而画上句号。

　　即使DNA库最终没有出现匹配，陈梅的“天方夜谭”已经让一起沉默三十年的往事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在她的社交平台发帖评论区，有人怀疑她的动机，也有人相信她的故事。

　　这起案件折射的不仅是一段个人恩怨，更是无数潜藏在校园角落的权力失衡和未成年保护机制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