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

　　【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2026年2月，广州、东莞、西安、长春、杭州等城市的教育部门相继发布学位预警，部分区域和学校明确表示，2026年适龄入学人数将超过现有学位供给能力。这场席卷全国的学位危机并非突然爆发，而是人口出生率波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入学难”从大城市蔓延至县城，隐藏什么信号？影响如何？二孩政策后生育高峰，2023年多地小学学位现“红色预警”。例如，杭州预估招收12.5万名小一新生，实际报名人数却达15万，超出部分令教育部门措手不及。然而，生育高峰如昙花一现。2020年，全国出生率首次跌破10‰，降至8.52‰；2022年进一步下滑至6.77‰；2023年仅为6.39‰。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使得学前教育率先拉响警报——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人数减少534.57万。这场“排浪式”人口冲击正从学前教育向义务教育阶段传导：小学学龄人口已于2023年达峰，初中学龄人口将于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则预计在2029年迎来峰值。

　　尽管各地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租赁学位等方式扩大供给，但学位紧张问题仍未缓解。以广州为例，2026年已有天河、海珠、白云等八个区发布学位预警，涉及超80所中小学。其中，天河区13所小学和2所初中明确优先接收“老业主”子女，房产证时间成为入学“硬指标”；黄埔区因企业密集、年轻家庭涌入，学位需求年增幅超6%，2025年义务教育总人数近15万，2026年增至近16万。

　　非中心城区的学位压力同样不容小觑。增城区23所公办中小学学位紧张，花都区首次发出预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等名校成为家长争夺的焦点。这种“中心城区拼房本、非中心城区拼增量”的现象，折射出学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而人口流动却呈“多点开花”之势。

　　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预示着未来社会对学位的需求将呈逐步递减态势。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为例，相关调研数据表明，当地中小学生数量将于2024年攀升至8.92万的峰值，随后逐年下滑，预计到2033年将降至5.3万，仅为高峰时期的59.4%。这一趋势并非个例，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城市规模越大，在校生人数下降的速度越慢；城市规模越小，下降速度则越快。

　　这一显著变化给教育规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倘若教育部门继续按照高峰期的标准来扩建学校，极有可能导致未来出现大量学位闲置的情况，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反之，若缩减教育投入，又可能使当前本就紧张的学位问题愈发突出，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在此背景下，如何精准平衡“近期需求”与“远期风险”，已然成为教育部门必须直面并给出答案的关键命题。

　　学位预警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家长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热切追逐，使得热点学校的学位变得“一位难求”，而普通学校却面临着生源不足的困境。以广州为例，天河区的华阳小学、龙口西小学等“顶流”小学，凭借其卓越的教学质量、雄厚的师资力量，成为众多家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孩子入读的目标学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增城区部分新建学校，由于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薄弱，即便学位充足，也难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这种“择校热”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学位供需之间的矛盾：热点学校学位供不应求，而普通学校学位却大量闲置，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如何有力推动义务教育朝着优质均衡的方向发展，已然成为破解学位危机的关键所在。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口不断向大城市流动，广州、东莞等制造业重镇的学位需求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以东莞塘厦镇为例，预计到2026年将出现学位不足的问题，传统的教育布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教育资源的分配。学位预警的加剧，也让家长们的焦虑情绪日益蔓延。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热点学校，家长们纷纷提前购房、参与激烈的竞争，甚至不惜支付高额的择校费。例如，广州天河区实行的“拼时间”入学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学区房的价格。学位供需的失衡还导致热点学校出现“大班额”现象，而普通学校则面临生源不足、师资流失等问题。以广州白云区与增城区的学校为例，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也对教育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流动加速，教育资源配置将从“扩张”转向“优化”，教育部门需盘活存量、精准投放增量，如北京、浙江做法。各地要加强学龄人口数据监测，建立预测模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如杭州、北京做法。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等措施缩小校际差距，让家长无需“挤破头”也能享受优质教育，如北京门头沟区、浙江做法。

　　根据人口流动方向动态调整教育资源，在人口流入密集区域新建学校，在人口流出区域优化存量资源。例如，广州通过“渡峰扩优计划”，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5万座；天津计划新增学位1.7万个，甘肃计划增补义务教育学位2万个。

　　将教育规划与人口政策、城市规划相结合，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北京通过高校新校区建设、提高容积率等方式，扩大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浙江以“学科-平台-空间-产业”逻辑链条一体统筹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提高重点领域培养层次。

　　学位预警的背后，是人口结构变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镇化加速等多重挑战的集中体现。然而，危机也孕育着转机：它迫使教育部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划”，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协同”。2026年，当“入学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更需要以理性态度审视这场危机：它不仅是教育领域的挑战，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唯有通过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协同治理，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学位危机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