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

　　【学位不够了?多地中小学拉响“警报”】如今，广州的家长们正经历一场“学位争夺战”。2026年2月，广州、东莞、西安等地因适龄入学人数超过学位供给，广州市内，已有8个区相继发布了学位预警信息，其中白云区与增城区的预警学校数量均突破了20所大关，而花都区更是首次拉响了学位紧张的警报。在天河区等热门入学区域，房产证的持有时间已成为决定孩子入学顺序的关键考量因素。“房产证持有未满三年？很遗憾，您的孩子可能无法就近入学。”这场“学位荒”现象并非广州独有，东莞、西安、杭州等城市也纷纷亮起红灯，部分城市甚至首次遭遇“学位预警”的挑战。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学位危机”，实则是人口结构急剧变化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催生的入学高峰与未来十年的入学人数下降趋势相遇，教育资源的配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既要紧急填补当前的学位缺口，又要避免盲目扩建导致的资源闲置；既要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又要确保区域间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面对这场“学位保卫战”，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据报道，广州市教育局曾透露，至2025年秋季学期，广州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在校学生总数将超过259万，而受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影响，广州市各学段将陆续迎来入学高峰，预计小学在校人数的高峰将在2026年出现，形成逐学段传递的峰谷波动模式。

　　2026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2025年广州市已成功“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46万座”。然而，这一成就仍难以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步入2026年，广州市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渡峰扩优计划，旨在“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5万座，其中普通高中学位将增加1.5万座”。

　　再看杭州，2025年通过新（改扩）建40所中小学，新增学位达6.8万个。但根据预警信息，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钱塘区、滨江区、上城区以及拱墅区的部分小学，将连续面临适龄户籍生人数达到甚至超过常态招生计划数100%的严峻形势。

　　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是“排浪式”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2026年1月撰文介绍，从全国层面看，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已在2020年达峰，小学学龄人口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学龄人口将于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于2029年达峰。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新生儿数量在2017年达到1723万的峰值，随后虽逐年回落，但累积效应在基础教育阶段集中显现。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小学学龄人口已于2023年达峰（约1.08亿），初中学龄人口将在2026年达峰（约6200万），形成从小学到初中的“逐学段传导”的峰谷波动。以广州为例，2025年秋季学期，全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在校生超259万，而2026年小学在校人数将迎来历史峰值。广州市教育局预测，仅2026年，全市就需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5万座（其中普通高中1.5万座），才能勉强满足需求。东莞、西安等地情况类似：东莞常平镇、大朗镇仅预警初中一年级学位；西安经开区预警初中5所，小学仅3所。

　　学位预警的另一个特点是“冰火两重天”：人口流入区域（如广州白云区、增城区）学位紧张更突出，而人口流出区域（如部分农村地区）则面临小规模学校撤并、校舍闲置的困境。

　　广州：2026年，8个区发布学位预警，白云区、增城区预警学校均超20所，花都区首次预警。天河区等热点区域，房产证持有时间成为入学排序的关键标准——2021年8月31日后购房的家庭，孩子可能因“入户时间晚”被分流。

　　杭州：2025年新增学位6.8万个，但钱塘区、滨江区等部分小学未来三年仍面临学位饱和风险，适龄户籍生人数可能超过常态招生计划100%。

　　农村地区：与城市学位紧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因学龄人口减少，小规模学校（如“麻雀学校”）面临撤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慎优化农村中小学校布局”，防止盲目撤并影响学生上学。

　　为应对学位压力，各地政府纷纷启动“扩建模式”：广州：2025年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46万座，2026年再增5万座（其中普高1.5万座）。杭州：2025年新（改扩）建中小学40所，新增学位6.8万个。天津、甘肃、海南：分别提出新增学位1.7万、2万、4万个。

　　但扩建并非“一劳永逸”。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指出，我国学龄人口变化呈“排浪式”：学前教育已在2020年达峰，小学在2023年达峰，初中在2026年达峰，高中在2029年达峰。这意味着，当前紧锣密鼓的扩建，可能在几年后面临“学位过剩”的风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已从2016年的1786万降至2025年的约800万（预测值），几乎腰斩。学龄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导致学位需求下降：小学在2023年达峰后，预计到2035年在校生减少约3000万，相当于关闭10万所小学（按每校300人计算）。初中在2026年达峰后，到2035年在校生可能减少约1500万，相当于关闭5万所初中。

　　这种“短期缺口”与“长期过剩”的矛盾，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避免盲目扩建导致资源浪费，又要防止因规划不足影响未来教育质量。

　　学位预警还暴露了教育资源配置的深层不平等。优质学校学位竞争激烈，而普通学校可能面临生源不足。例如，广州天河区部分名校需按入户时间分流，而周边区域学校则学位充裕。农村地区因学龄人口减少，小规模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距离增加，而城市学校则因学位紧张被迫“扩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保留必要乡村小规模学校”，正是为了平衡这一矛盾。

　　学龄人口的波动还直接影响教师需求。短期：为应对学位扩张，各地需临时扩招教师，但可能面临师资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长期：随着学龄人口减少，教师可能面临“超编”风险，尤其是农村地区。如何平衡教师资源的“潮汐式”需求，成为新的挑战。

　　学位预警是人口结构变化下的社会治理难题。华中师大专家建议构建三级联动监测预警系统，用数据预测学位需求，如广州启动平台提前3-5年预测。城市“新建+挖潜+共享”扩容学位；农村推广“小班化教学”，保留必要小规模学校。通过教师轮岗等方式缩小差距，让家长不焦虑“学位”。

　　学位警报的拉响，暴露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短板，但也为转型提供了契机。当“入学潮”退去，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足够的学位，更是公平、优质、可持续的教育体系。或许不久的将来，家长们不再为“学位”彻夜排队，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那时，学位预警将成为历史，而教育公平的阳光，将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