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问题一直是全球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日前，有消息称：中印边境争议有重大进展，中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在金砖会议上碰面。就在前一天，印度单方面发布消息，称中印已经就边境问题达成关键协议，笔者认为，印度算是给了普京和金砖峰会的一份“见面礼”。

众所周知，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不上不下，很大原因在於边境争议，外加印度地区霸权主义。其中，边境争议引发矛盾冲突的历史事件尤为显着，包括1962年我国对印自卫反击战，还有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 基於中印边境巨大争议，中印边境谈判一直在进行，终於最近有重大进展，释放出来的信号非常不简单。

正在中国边境进行巡逻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新华社资料图

要知道，中国周边，唯独与印度和不丹至今尚未划定陆地边界。而中印边界问题无解，重要原因是缺乏解新思维。因为中印两国存在着巨大的领土争端，一度爆发过1962年的边界战争，後来的军事对峙成为一种常态，多次差点引爆战争，比如：2017年出现的洞朗危机和2020年加勒万湖谷冲突。而2017年以来的中印边境则紧张显示，中印领土争端若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特别是影响提升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实施与共建中印命运共同体。

边界争端由於牵涉到主权、领土以及民粹主义等敏感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一旦被激化，对於中国周边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近两个月来，中方高度关注印方修宪和当前喀什米尔局势及印巴矛盾的激化和担忧，尽管印方表示修宪不产生新的主权声索，不改变印巴停火线，也不改变印中边界实际控制线。

印度坚持不参加“一带一路”只是一种表像，从中折射出中印关系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即由边界问题导致的安全溢出效应，在现阶段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印关系的整体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 2017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加勒万冲突也许是个转捩点——重新思考中印边界问题，把加快解决边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2019年8月1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时表示，喀什米尔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定，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决。各方都不应采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作为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共同邻邦，中方希望看到争议得到有效管控，双方关系恢复稳定。笔者以为，尽快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可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中印边界缘起极其复杂性呼唤解决新思维。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中印的领土争端，根源在於两个：一是当年英国殖民印度，擅自画下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二是清朝末期至解放前，中国国力弱小难以控制西藏方向的国土安全。

中印之间目前的领土争端互有诉求，主要的争执在於两个大块：中方坚持印控的藏南地区主权，印方则坚持中控的阿克赛钦主权。两国高层和领导人都难以接受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定中印两国的边界。那麽，按照传统思维，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了：武力解决。因此，不少国际战略和军事专家都有一个观点——“中印之间必有一战”。笔者认为，解决边界问题需要重新开启一揽子解决方案，应与时俱进。

二、总结多次错失用一揽子方案解决棘手边界问题的良机的教训。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50余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次错失解决棘手边界问题的良机，如今又遇到难得机遇。记得笔者1999年访问印度，在新德里与 印度中国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交流时，印方有人觉得很後悔没有抓住中方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很惋惜。笔者认为：1988 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拉吉夫·甘地顶着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来到中国，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他同中国领导人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达成的"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是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

三、中印领土争端，采用传统的观念和方式和平解决，是没有出路的，只能一代传给一代。笔者个人意见，至少还有三种新选择解决问题，避免中印之间的再次爆发战争。

第一个选择：搁置争议，先发展经贸。双方撤离边界地区驻军。在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当年主张各方退兵二十公里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双方在边界地区全部撤离边防部队，只保留通道上的检查站，完全解除军事对峙。但这一办法只能避免军事对峙，还是无法解决边界勘定问题。

第二办法，以土地换和平，中印合办“共用主权”的“中印特区”。也就是说，把中印争端面积最大的地区——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邦”）划为“中印特区”，两国“共用主权”，但实行高度自治，由当地人自主管理，政府机构同时悬挂中印两国国旗。而对於无人区——阿克赛钦地区，则划为“中印军事禁区”，也即双方军队一律禁入。只要把这两块最大的争端地区解决了，其他那些小地块都是小事情了，能够通过谈判一并解决。

第三种选择：在中俄印巴联盟大背景下的“自贸区”。也即中俄印率先组建类似欧盟并优越於欧盟的联盟体进而扩展为更多国家参与的“亚欧联盟体”。这个“亚欧联盟体”，绝非过去北约、华约那种以军事同盟为主要内容的联盟体，而是经济为主，外交和军事为辅的联盟体。

四、新思维要有“中印大同、龙象共舞”和 “ 中印一家亲”战略新高度。2005年, 印度着名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 (Jairam Ramesh) 出版了英文着作《理解CHINDIA—关於中国与印度的思考》, 书中的中心词Chindia很快就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兰密施在《致我的中国读者的信》中说:“中印关系是一个丰富、久远而又复杂的关系, 我冒险用了CHINDIA 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它。”  兰密施的“冒险”, 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500年、1000年以後, 人们也许早就忘记了兰密施曾经担任的官职, 但是CHINDIA这个词却让他永驻史册。新思维要抓互信关键，探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靠恪守政治维度。

总而言之，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作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後来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印解决边境问题也应从这一原则中寻找智慧。

（本文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华，本网获独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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