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今年有了新要求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今年有了新要求】2026年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首次将“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列为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创新举措。明确要求“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标志着我国乡村治理从经济扶贫迈向文化振兴的深层变革。农业农村部庞静泊副研究员称，整治高额彩礼是扭转陋习、推动乡村文化治理，体现国家重视文明婚俗。2025年起，我国多举措发力遏制局部彩礼上涨。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直击跨区域彩礼标准差异导致的治理漏洞。农业农村部副研究员庞静泊指出，过去部分地区因毗邻省份彩礼标准不同，出现“这边整治、那边转移”的尴尬局面。例如，江西与福建交界地区曾因彩礼标准相差数倍，导致部分家庭通过“跨省婚嫁”规避监管。文件明确三大抓手：第一，跨区域标准统一，要求毗邻省份建立彩礼监测联动机制，共享婚俗改革经验。第二，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将彩礼执行情况纳入干部述职述廉考核，严禁党员干部借婚敛财。第三，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结合，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子女入学、景区门票等政策优惠，同时对索要高额彩礼行为纳入村规民约“黑榜”公示。

　　在宁夏同心县，村民王志林三次嫁女均选择“零彩礼”，其直言：“彩礼要高了，小两口结了婚就吵架。”这一朴素认知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沉重代价：

　　案例1：甘肃定西的“彩礼返贫”。定西市曾出台彩礼“限高令”，规定城区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每桌不超880元。但2023年某村一对新人因彩礼纠纷对簿公堂：男方支付30万元彩礼及首饰后，婚姻仅维持3个月便破裂，法院判决女方返还部分财物，但男方家庭已因举债陷入贫困。

　　案例2：江西金溪的“彩礼攀比”。金溪县曾出现“彩礼竞标”乱象：某村两户人家为娶同村女子，竞相抬高彩礼至28万元，最终导致女方家庭因选择困难引发邻里矛盾。此类事件促使当地设定6万元彩礼上限，并规定超出部分不予法律保护。

　　案例3：河南农村的“彩礼抵押”。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彩礼贷”乱象：男方家庭以未来收入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支付彩礼，导致婚后夫妻共同背负债务。某县法院2024年受理的婚姻纠纷中，近40%涉及彩礼债务分配问题。

　　面对顽疾，多地探索出“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

　　江西：彩礼“限高”+政策激励

　　金溪县设定6万元彩礼上限后，推出“零彩礼家庭礼遇卡”：持卡者可享子女优先入学、景区免门票、创业贷款贴息等10项福利。2025年数据显示，该县“零彩礼”结婚比例从3%跃升至27%。

　　宁夏：群众自治+文化浸润

　　同心县153个村修订村规民约，明确“彩礼不超过9万元、人情礼金不超500元”。河西镇同德村通过“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2025年平均彩礼降至8.74万元，较2023年下降42%。同时，创作方言快板《彩礼不是幸福码》等文艺作品，用乡土语言传递新风。

　　甘肃：数字监管+信用惩戒

　　定西市开发“婚俗改革APP”，要求新人登记时申报彩礼金额，超出标准者暂缓发放结婚证。对违规家庭，取消其参与乡村振兴项目资格，并在信用评价体系中扣分。

　　高额彩礼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痼疾。其背后折射出三大社会痛点！第一，性别失衡的扭曲投射：农村适婚女性短缺导致“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彩礼成为“稀缺资源”的定价工具。第二，养老焦虑的物质化：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为“养老保障”，反映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第三，面子文化的恶性循环：攀比之风使彩礼异化为“身份符号”，加剧了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治理逻辑的升级：从“经济扶贫”到“文化振兴”：通过移风易俗重塑乡村价值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从“政府主导”到“群众自治”：激发农民主体性，让村规民约成为比法律更贴近乡土的治理工具。从“短期整治”到“长效机制”：通过政策激励、数字监管、信用惩戒等手段，构建“不敢高、不能高、不想高”的治理闭环。

　　当江西金溪的“零彩礼新娘”收到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当宁夏同心县的村民主动退还多余彩礼，这些变化预示着：乡村婚俗正在从“金钱交易”回归“情感联结”。正如庞静泊所言：“整治高额彩礼，最终目的是让年轻人敢结婚、能结婚，让婚姻成为幸福起点而非经济负担。”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重塑中国乡村的文明基因。当彩礼不再成为婚姻的“入场券”，当“低彩礼”“零彩礼”成为新风尚，乡村社会将真正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