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理财仅剩44万 银行称嫌犯失踪

　　【1.8亿理财仅剩44万 银行称嫌犯失踪】一个对公账户，五年间流水数亿，季度对账单清晰无误，一切看似井井有条。然而，当北京某公证处依据账面显示的1.8亿余元购买理财产品并到期无法兑付时，一个残酷的真相才被揭开：账户实际余额仅剩44.8万余元，超过1.8亿元的巨款早已不翼而飞。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再审裁定，让这起沉寂数年的“大连银行1.8亿元理财失踪案”重回公众视野，也向银行业的安全承诺发出了尖锐的拷问。

　　这场精心设计的“资金消失术”，始于2013年。当时，北京某公证处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立账户，并陆续存入大额资金。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账户开立仅仅5天后，当第一笔4000万元资金到账时，犯罪嫌疑人便已开始行动。他们冒用公证处会计的身份，使用一套加盖了真实单位公章但签名系伪造的申请材料，竟成功从银行骗取了网银加密设备。短短两天内，这4000万元便被近乎全额转走。此后四年，嫌疑人如入无人之境，又先后四次以同样手法领取设备、变更网银信息，甚至篡改了账户预留电话，在银行内部构筑了一个完全隔离客户的信息堡垒。

　　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持续多年的盗窃中，客户经理李某每季度上门递送的、加盖着“银行转讫章”的存款利息回单和对账单，事后被鉴定均为伪造。正是这些完美的假报表，为公证处编织了一个长达1800多天的资金安全幻梦，直到他们动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美梦才骤然惊醒。而案件的核心关联人物罗某某，竟曾是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的负责人。其母霍某某则出现在多笔不明资金流向的终端。当东窗事发，银行在法庭上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一方面声称已尽审查义务，另一方面却称前负责人罗某某已“精神失常”且失踪，关键经办人李某也已离职。

　　银行试图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等待刑事案件侦破后再处理民事赔偿，从而规避自身责任。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明确指出，本案的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并非“同一事实”。民事部分审理的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及银行是否尽到保障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这并不因存在刑事案件而中止。最高法据此撤销了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指令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这等于明确宣告：银行不能以内部人员涉嫌犯罪为由，对外推卸其对储户的合同责任和安全保障责任。

　　大连银行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从工商银行南宁分行的“2.5亿存款失踪”，到长安银行涉及的“12亿协议存款离奇失踪”，再到中国银行杭州某支行的类似案件，巨额资金在银行体系内“蒸发”的戏码一再上演。这些案件往往呈现惊人相似的剧本：银行内部人员（或前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或银行管理漏洞，通过伪造单据、诱骗授权、挪用资金等方式，将储户存款转入私人腰包。而当悲剧发生后，银行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撇清关系，将责任归咎于“个人犯罪行为”或“储户贪图高息”。

　　司法实践正在不断厘清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边界。无论是存款不翼而飞，还是理财投资亏损，法院的判决日益强调“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的前提。这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履行严格的“适当性义务”，包括充分了解客户、透彻了解产品、进行风险匹配以及进行清晰无误的风险告知。近期，光大银行锦州分行就因在销售基金时未充分告知风险，被法院判决对客户的本金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在富安娜起诉中信证券的1.2亿理财纠纷中，法院也明确指出，资管产品的“通道”结构不能成为管理人免除其尽职调查和风险揭示责任的理由。

　　回到大连银行本案，最高法的裁定具有风向标意义。它不仅仅是为一家公证处打开了追索赔偿的法律之门，更是对全体金融机构的一次严厉警示：银行的金字招牌，其核心价值在于信用与安全。当内部监控形同虚设，当员工能轻易利用系统漏洞，当虚假对账单可以常年畅行无阻，银行所承诺的安全便成了一纸空谈。客户将毕生积蓄或单位巨款托付给银行，托付的是一份基于国家金融体系信用的绝对信任。这份信任，不容背叛，也背叛不起。

　　从1.8亿到44万，消失的不仅是天文数字的金钱，更是公众对金融机构最基础的信心。银行的保险库，不能防不住“家贼”；风控的防火墙，更不能是点缀门面的摆设。最高法的裁定已经指明方向：法律不会允许银行以内部犯罪为“挡箭牌”，逃避其对每一位储户负有的终极安全责任。此案的最终判决，将是对中国银行业安全伦理与责任底线的一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