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别让老师才下讲台又上舞台

　　【新华社:别让老师才下讲台又上舞台】近日，成都一所小学“强制教师参与年会表演”，被网友拍砖。老师的岗位在讲台而不在舞台，在中央三令五申给教师减负的当下，成都这所小学留给人们的思考，其实远未结束。新华社评：别让老师才下讲台又上舞台。老师的岗位在讲台而不在舞台。舞台表演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排练准备，期末考试阶段，教学、监考、阅卷，各项任务繁重，哪有时间精力去准备表演？这一事件看似是学校年会组织中的一个小插曲，实则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教育领域中形式主义顽疾的冰山一角，也再次将给教师减负这一重要议题推到了公众视野的聚光灯下。近年来，“教师减负”成为教育领域的高频词。从“双减”政策落地到“为教师松绑”的呼吁，社会逐渐意识到：当教师被非教学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时，教育质量终将受损。本文通过三个真实案例，揭示教师群体面临的“隐形负担”，并探讨破局之道。案例一：李老师的“填表人生”——形式主义如何吞噬教学时间在某重点中学，语文教师李老师曾以教学风格生动、学生成绩优异闻名。然而，近两年她却被迫陷入“表格海洋”：每周需填写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安全教育记录、家访反馈表等十余份材料，部分内容甚至需重复提交至不同部门。更荒诞的是，为迎接上级“文明校园”检查，她曾连续一周停课，带领学生排练迎检节目、布置教室文化墙，甚至模拟“完美课堂”供检查组观摩。

　　“最崩溃的是数据造假。”李老师透露，学校要求上报“课后服务参与率100%”“作业批改零错误”，她不得不熬夜修改台账，甚至让家长配合“演戏”。长期高压下，她的备课时间从每天2小时压缩至30分钟，课堂质量直线下滑。学生私下抱怨：“李老师现在总看手表，讲课像赶任务。”

　　反思：当教学被形式主义绑架，教师沦为“数据工人”，教育的初心何在？

　　案例二：王老师的“24小时在线”——家校矛盾为何转嫁教师？

　　作为小学班主任兼年级组长，王老师的手机里有12个工作群：“疫情防控群”“消防检查群”“午餐管理群”……从早晨6点通知核酸检测，到深夜11点回复家长消息，她像“24小时客服”般随时待命。某次，一名家长因孩子未被选为班干部，在群里公然指责她“偏袒”，王老师不得不自掏腰包买礼物安抚，还得写检讨向学校“说明情况”。

　　更让她无奈的是“跨部门任务”：社区志愿服务、扶贫走访、创城宣传……这些本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却因“属地管理”被摊派到教师头上。王老师算过一笔账：每月非教学任务占用3-4天，相当于少上10节课。“家长觉得我该管所有事，领导觉得我必须完成所有任务，可谁想过我的本职是教书？”

　　反思：当教师被迫承担“无限责任”，家校关系如何回归理性？

　　案例三：陈老师的“智能系统疲劳”——技术为何成了枷锁？

　　某初中引入“智慧校园”系统后，陈老师的“教学自由”消失了。她需在3个APP上完成点名、批改作业、分析学情，其中一套系统要求每日上传课堂视频供“专家点评”。为满足监控指标，她不得不调整教学计划：将讨论课改为标准化练习，因为系统无法评分开放性答案；减少实验课，因为准备材料耗时且难以“量化成果”。

　　“技术本应辅助教学，现在却成了表演道具。”陈老师感慨。更讽刺的是，某次系统故障导致数据丢失，她被全校通报批评，而修复问题却需教师自行联系技术客服。“我们成了最卑微的用户。”

　　反思：当教育数字化沦为“数据内卷”，技术是否背离了初心？

　　上述案例折射出教师减负的三大痛点：形式主义泛滥、家校责任错位、技术异化。要破解困局，需多管齐下：第一，政策兜底，划清“非教学事务”红线。教育部曾明确要求“不得将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纳入中小学考核”，但落实仍需细化。例如，建立“教师负担清单”，禁止摊派与教学无关的任务；对迎检、填表等流程进行精简，利用技术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

　　第二，家校共育，明确责任边界。学校应通过家长会、公约等形式，引导家长理性沟通，避免将个人诉求转嫁教师；同时，建立“家校矛盾调解机制”，减少教师直接面对冲突的压力。

　　第三，技术赋能，而非“为考核而技术”数字化工具应聚焦教学场景，例如开发智能批改系统减轻重复劳动，而非用于监控教师行为。学校需定期评估技术实用性，淘汰“中看不中用”的平台。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当他们不再为填表、迎检、当“客服”而疲惫不堪时，才能将更多精力投入课堂，点燃学生的求知之火。减负不是对教师的“特殊照顾”，而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唯有让教师轻装上阵，教育才能真正回归“育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