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不够烧了”

　　【“垃圾不够烧了”】曾几何时，“垃圾围城”是中国许多大城市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今，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垃圾焚烧厂的管理者们开始为“垃圾不够烧”而发愁。陕西西咸新区的一家垃圾焚烧厂，设计日处理能力3000吨，实际每天仅有约2000吨垃圾进厂，4台焚烧炉常年只能运转3台。这一看似“甜蜜的烦恼”背后，是中国用数十年时间，通过技术攻坚和理念革新，将人人避之不及的废物，成功转变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城市矿产”的非凡历程。时间倒回至上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初起，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依靠卫生填埋。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但很快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方面，城市扩张速度远超预期，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以重庆为例，到2001年，城区日垃圾量已达3100吨，几乎是原有填埋场设计处理能力的两倍，而符合选址条件的山沟凹地已迅速减少。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污染地下水，散发的臭气和孳生的蚊蝇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投诉成为民生痛点。垃圾，这个现代文明的副产品，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转变的契机出现在新世纪。当国际上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日趋成熟，中国做出了关键抉择：从“填”到“烧”。焚烧不仅能将垃圾减量约90%，大幅节约土地，还能通过高温彻底消灭病原体，实现无害化，同时将热能转化为电能，变废为宝。决心易下，路却难行。在世纪之交，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应用案例寥寥，连国家标准都尚未出台。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中国走了近二十年。

　　起点是“引进消化再创新”。1999年，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获得专项资金，用于引进德国马丁公司的焚烧技术。经过数年攻关，2004年，首台按照国际标准、经本土改良的焚烧炉在重庆制造完成，次年应用于中国首座采用世界领先技术的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此为模板的国家标准也在2009年颁布，奠定了行业发展的基石。

　　真正的突破，在于对行业痛点的精准攻关。公众最担心的污染物二噁英，其生成与焚烧状态、原料特性高度耦合，传统控制方式响应滞后，难以精准调控。为此，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提出“知识+数据”融合的新思路，构建了行业级运行数据知识库。

　　他们开发出焚烧状态识别模型和二噁英实时预测预警系统，能提前识别高风险排放，综合准确率高达84%，为智能化调控提供了“超级大脑”。

　　如今，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国产炉排炉技术热效率比十年前提升40%，二噁英排放浓度可达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近半数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形成了“清洁、高效、兼容、和谐”的先进体系。

　　当技术日趋成熟，产能迅速扩张，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挑战出现了：垃圾不够烧了。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的平均负荷率仅为60% 左右，约40%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在西安，5座焚烧厂的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27万吨，但实际垃圾量不足1万吨。在华东某省，甚至出现了3家焚烧厂为争夺有限垃圾资源，将处理费从80元/吨恶性压价至50元/吨的现象。

　　这一“饥饿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部分项目规划时按户籍人口测算，但实际常住人口可能少30%；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自建焚烧厂，缺乏跨区域协调，导致重复建设；部分县镇垃圾收集体系不完善，大量垃圾仍采用传统填埋。

　　面对新常态，行业正通过深度智能化寻找提质增效的新出路。中国五矿打造的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黑灯工厂”，代表了这一方向。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厂实现了从垃圾进场、发酵、焚烧到烟气净化、发电的全流程智能管控，系统自动投入率达95% 以上。无人值守的智能抓斗、机器人自动巡检、AI预测性维护，不仅大幅减少人力，更将运行稳定性和能源利用率推向新高度。

　　站在产业拐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它们不再仅仅是城市的“环境负担终结者”，而是升级为深度嵌入城市运行体系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提升服务价值的探索已遍地开花。在陕西西咸新区，焚烧厂除了处理生活垃圾，还协同处置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园林垃圾，污泥掺烧比例高达40%。利用发电余热建设的“能源绿岛”供热项目，每年可替代标煤7.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6万吨。

　　在广东高州，总投资1.54亿元的飞灰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已经开工，它采用创新工艺，将焚烧后最难处理的危险废物——飞灰，转化为建筑骨料等再生资源，实现“吃干榨净”。

　　从北京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到深圳变身环保教育基地、年接待超10万人次的焚烧厂，行业的价值链条正被不断重构。通过电热气联供、碳交易服务、数据监测等软性服务，垃圾焚烧厂正与城市共同生长。

　　当前的主战场——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逐渐饱和，行业的未来风口在哪里？答案指向两个方向：国内的县域市场和广阔的海外机遇。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约30% 的县常住人口少于20万人。对于这些地区，目前主流的、日处理能力动辄数百吨的大型炉排炉并不经济，容易出现“小马拉大车”或“垃圾不够烧”的窘境。然而，适用于县域的小型化、标准化、低成本的焚烧技术仍是行业短板，存在燃烧不稳定、排放控制难等技术“卡脖子”问题。攻克小型垃圾焚烧技术，成为中国垃圾焚烧行业的下一个关键风口。

　　与此同时，中国成熟的垃圾焚烧“方案”正在加速“出海”。截至2025年5月，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达79个，遍布全球六大洲。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电价高昂、垃圾处理体系薄弱的双重困境，对中国先进、高效的垃圾焚烧技术有着旺盛需求。研究预测，仅印尼、泰国等东南亚五国，未来新增垃圾发电项目的总投资潜力就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

　　“垃圾不够烧”，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胜利。它宣告了垃圾填埋时代的式微，见证了技术自主创新从追赶到领先的跨越，更揭示了一种更高阶的发展逻辑：发展的目标不是处理更多的垃圾，而是从源头减少废物，并将无可避免的剩余物进行资源化、无害化的极致利用。

　　从令人掩鼻的“负担”到争抢的“资源”，垃圾身份的转变，映射的是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刻进化。这场关于废物的“逆向”革命尚未结束，它正从大城市的攻坚战，转向更精细的县域渗透和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未来，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或许将不再是它生产了多少财富，而是它如何智慧地管理自身产生的“代谢物”，并从中挖掘出新的绿色动能。当垃圾焚烧厂以“城市服务商”的角色，安静地提供着电力、热力和再生材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循环、和谐与可持续的未来图景正在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