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被一次性拔牙12颗后心梗休克

　　【患者被一次性拔牙12颗后心梗休克】2025年12月17日，山西曲沃53岁的韩女士在两名家属的陪同下，走进了当地一家口腔诊所。她此行目的单纯——为松动的上排牙齿咨询种牙方案。离开时，她的口腔上方却空无一物：主治医生王某某一次性为她拔除了整整12颗牙齿。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危机随之爆发：急性心梗、失血性休克，在ICU中一度生命垂危。韩女士选择了当地“比较有名”的曲沃宋某荣口腔诊所，因为有亲戚曾在此获得不错的体验。这像是普通家庭会做出的决定。按流程，她完成了心电图、血压、血常规等术前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然而，手术方案的关键信息在沟通中变得模糊不清。据儿子韩先生回忆，手术前医生告知“上面的牙齿需要拔掉，要多次分开拔”，家属签署了告知书，但文书上没有明确写明将要拔除的牙齿数量。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结束，家属才知道，上排12颗牙齿被一次性全部拔光。更令人困惑的是，韩女士术后表示，医生在术中告诉她只拔3颗牙。当手术椅复位，韩女士的下巴因脱臼无法合拢，人已陷入极度虚弱状态。危险信号在拔牙后立刻显现。韩女士被紧急送往曲沃县医院，心电图提示急性心梗。然而，一个致命的矛盾出现了：治疗心梗需要立即进行心脏造影并使用抗凝药物，但口腔的巨大创面正在持续、大量地出血。抗凝药物无疑会加剧出血。“输了抗凝血的药物后，母亲的创口仍血流不止……随后陷入昏迷。”韩先生描述，医院不得不用抗凝血药，但这导致母亲口腔创口血流不止，血多到咽下去后又引发吐血。病情急转直下。

　　在医生建议下，韩女士被转往更高级别医院抢救。心内科、胃肠科、口腔科三方会诊。由于失血过多，她在短时间内输血近3000毫升（约五六袋血），被送入ICU。命悬一线，幸而韩女士“年纪不大，平时也没什么基础疾病”，最终挺了过来。但折磨远未结束。住院20多天后，她因难以忍受而要求回家，但不久后再次发生休克，不得不重返医院。如今，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极差，双脚无法下地行走，全天需要家人看护。拔牙并非小手术。一次性拔除多颗牙齿在医学上有严格指征，通常是基于全面的健康评估，特别是对中老年患者。

　　事后，诊所的态度令韩先生一家心寒。“诊所到现在都没有主动联系他们协商此事”，韩先生称对方“十分冷漠”。记者多次联系诊所，工作人员先是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后在确认是“曲沃德某口腔”后，对采访意图直接回应：“关你什么事呢？我们不需要你采访。”随后挂断电话。

　　调查发现，这家诊所的背景颇为复杂。韩先生投诉的“曲沃宋某荣口腔”，其关联的“曲沃某荣口腔门诊部”已于2026年1月6日注销。该门诊部在2022年曾因“经营、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受到行政处罚。而诊所内还挂有另一张营业执照，名为“曲沃德某口腔诊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正是主治医生王某某。这种操作被怀疑是“换壳”经营，以规避历史不良记录。

　　韩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暴露了部分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某些民营诊所，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就在2025年7月，哈尔滨一位77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并装有5个心脏支架的老人，在一次就诊中被一次性拔除12颗牙齿并种植6颗牙，离开诊所几十分钟后便突发不适、吐血身亡。评论尖锐指出，面对如此高风险的患者，“即使是专业团队的大型综合医院，也不敢如此冒险”，质疑门诊是否存在为追求利益而忽视安全的行为。

　　另一类常见纠纷源于知情同意的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医务人员在实施手术前，必须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在许多纠纷中，患者常声称签署同意书时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或如韩女士案例中，关键的手术范围被模糊处理。

　　事发后，曲沃县卫生健康局已介入，封存了涉事诊所的所有病历和影像资料，并表示正在积极处理。这是医疗纠纷处理的关键第一步，旨在固定证据。

　　对于韩先生一家，后续路径可能包括与诊所协商、申请行政调解，或最终提起医疗损害责任诉讼。如果诉讼，核心将是证明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通常需要依赖专业的司法鉴定。

　　但维权之路注定漫长。身体的创伤、精神的折磨、经济的负担，以及面对机构时的无力感，是此类事件中患者家庭面临的共同困境。

　　韩女士从希望改善生活质量的种牙咨询，走向ICU抢救的生死边缘，这中间的鸿沟，由一次被刻意模糊的告知、一个激进得近乎野蛮的医疗决策所铸成。这不仅仅是某个医生的失职，更映照出部分基层医疗末端在监管缝隙中的失范。当医疗沦为流水线上的牟利工具，信任便成了最昂贵的代价。 此案中诊所的沉默与疑似“换壳”的举动，是比手术本身更冰冷的伤害。它警示我们，健康的防线不仅在于精湛的医术，更在于无欺的告知、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规则的恪守。每一次诊疗，都应是基于共同决策的信任之旅，而非一场信息不对等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