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撞树枝身亡 家属称未收到赔偿

　　【教师撞树枝身亡 家属称未收到赔偿】1月19日，陕西省兴平市的赵先生向媒体确认，尽管法院的终审判决已下达一个多月，判决中负有主要责任并需赔偿76万余元的镇政府，仍未支付一分钱。他的妻子白琳，一名56岁的乡村女教师，在15个月前的一个傍晚，正是撞上镇政府管辖乡道上这根垂落的树枝而身亡。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反转，到终审判决后的执行僵局，这起悲剧清晰地折射出个人权利在复杂治理结构面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2024年11月12日傍晚，白琳像往常一样，骑上电动车离开家，前往她任教的丰仪初级中学值夜班。她行驶在洛丰路上，这是一条宽度仅约6.6米（半幅3.3米）的乡道，没有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悲剧毫无征兆地降临——当车行至一处纸板厂门口南侧时，与道路西侧一根悬垂在半空中的断裂树枝发生了猛烈碰撞。白琳当场死亡。现场照片显示，那根肇事的树枝明显枯槁，从路旁树上伸出，横亘在并不宽敞的路面上方。事故发生后，兴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同年12月5日，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结论是：白琳因“超速行驶”及“不靠右侧行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丰仪镇人民政府，作为道路的管理养护方，因“未对树木修剪妨碍安全影响通行”，承担次要责任。面对这个认定，悲痛中的家属与镇政府均表示不服，双双提出了复核申请。

　　对于交警的认定，白琳的丈夫赵先生有着诸多不解。他认为，事发乡道本就是混合车道，没有独立的非机动车道，而妻子发生碰撞的树枝恰恰位于道路右侧，这本身就说明她是在右侧行驶。更让家属感到困惑的是，现场勘查发现，白琳的受伤部位是右枕顶部，面部并无伤痕，这与“迎面撞上”的想象存在出入。

　　此外，事故发生时紧随白琳电动车后方的一辆白色SUV，其行车记录仪是否记录了关键瞬间，也未被深入调查。这些疑点像石头一样压在赵先生心里。在行政复核维持原认定后，赵先生等人选择诉诸法律，将丰仪镇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民事赔偿。

　　2025年初，兴平市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一审法院采纳了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划分责任的核心依据。判决结果与事故认定书一致：白琳负主要责任（70%），镇政府负次要责任（30%），据此核算，镇政府需赔偿家属各项损失共计约32.6万元。

　　一审判决未能平息争议，也无法说服坚信妻子无妄罹难的赵先生。他选择了上诉。2025年10月15日，案件在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这一次，审理的焦点超越了事故本身，深入到了责任认定依据的合法性审查。

　　关键证据被重新审视。法院查明，白琳所骑电动车的时速约为22.5公里/小时。而根据国家《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为25公里/小时。法院据此认为，交警部门认定白琳“超速行驶”的依据不足。

　　同时，既然碰撞发生在道路西侧的树枝，逻辑上足以推断白琳当时是行驶在道路右侧范围内，因此“未靠右行驶”的认定同样难以成立。

　　法律适用得以厘清。咸阳中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证据，但并非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唯一和最终依据。民事责任的划分，应当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结合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基于此，法院对事故的根本原因作出了与行政认定截然不同的司法判断。法院认为，丰仪镇人民政府作为事发道路的法定管理人和养护人，长期未能履行其职责，未及时清理、修剪悬垂在路面上方、明显妨碍通行安全的树枝，存在明显过错。正是这一持续存在的安全隐患，构成了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025年12月3日，咸阳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丰仪镇人民政府承担主要责任（70%）；白琳因在行驶中未能充分注意观察并采取有效避让，承担次要责任（30%）。经核算，镇政府需赔偿总额约为108.9万元中的70%，即762，261.97元。

　　终审判决似乎为这起持续一年多的悲剧画上了一个法律上的句号。然而，通往实质正义的最后一步，却陷入了泥潭。据赵先生陈述，在判决生效后，他曾前往丰仪镇政府沟通赔偿事宜。他得到的口头回复是，镇政府承认判决结果，但“没有钱”，建议家属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6年1月20日，有媒体致电丰仪镇政府核实。一位相关负责人的说法略有不同，他否认曾直接让家属申请强制执行，并表示“还没到强制执行的时间”，让家属前去对接，镇政府会“积极准备”，哪怕钱不够也会想办法。

　　但该负责人同时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镇政府已就二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目前正在等待结果。他解释道，从承担30%的次要责任变为承担70%的主要责任，“这里面反差太大”。这意味着，虽然终审判决已经作出，但由于负有赔偿义务的一方提起了申诉，判决的强制执行程序在事实上可能被暂缓，76万余元的赔偿金也就此悬停在了半空。

　　“白琳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在于其赔偿执行的困境，更在于它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中一个普遍而隐秘的创口。此案中的洛丰路，是一条典型的乡村道路。它狭窄、混合交通、养护管理职责归于基层乡镇政府。类似悬垂的枯枝、破损的路面、缺失的标识等安全隐患，在许多乡村道路上并非个例。

　　终审判决将主要责任归于镇政府，其司法意义在于明确界定了公共管理者的“积极作为义务”。它警示所有乡村道路的管理者，疏于日常巡查和养护，任由安全隐患存在，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承担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这起案件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基层行政部门在面对此类突发事故时，从最初的惯性规避责任，到司法介入后的责任认定反转，再到判决后可能通过申诉等方式延缓履行，这一系列反应背后，是财政能力、治理观念与法治要求之间的复杂张力。

　　白琳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条乡道上，而围绕她死亡的追责与赔偿之路，却比那条乡道更加曲折漫长。从“三七开”到“七三开”，两次判决的翻转，是司法对行政初判的一次重要校正，彰显了法律应有的独立与严谨。然而，终审判决书上那76万余元的数字，至今仍只是纸面上的正义。镇政府的申诉权固然应受尊重，但家属获得赔偿的合法权利同样不应被无限期搁置。一根未能及时修剪的枯枝，最终压垮的不仅是一个家庭，更是公众对基层治理效能与法治信仰的一次沉重称量。对于白琳的家人来说，他们等待的不仅是一笔赔偿金，更是一个清晰无误的答案：在这起悲剧中，谁该真正负责，以及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