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因乞讨相恋 5年共同收入32万

　　【二人因乞讨相恋 5年共同收入32万】一则被标记为“离异”的相亲请求，看起来再平常不过，但对贵州籍男子彭先生来说，却是一个五年幻梦的开始与终结。来自法庭的判决书显示，2020年10月，在青海西宁街头，同为乞讨人员的彭先生与张女士相遇。二人自称为离异者，并在此后以夫妻名义同居长达五年。故事并未按照常见的底层相濡以沫的剧本展开。青海西宁，2020年的一个秋日，两位陌生的乞讨者在街角相遇。男方是来自贵州的彭先生，女方是来自宁夏的张女士。他们身上带着生活最直接的痕迹——漂泊与困顿。彭先生坦诚自己已离异，而张女士也称自己与前夫离异。相似的境遇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们决定抱团取暖，开始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这五年间，据张女士事后在法庭上所述，两人共同乞讨所得合计达32万元。同居数年后，张女士向彭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索要20余万元彩礼。对许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来说，一份正式的婚姻承诺，可能比一纸法律文书更为重要，它代表着归属与认可。彭先生显然怀有这种期待。2024年7月，彭先生先后向张女士转账共计11.19万元。这笔钱，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却承载了他对未来稳定生活的全部寄托。然而，承诺的婚姻并未到来。2024年，两人感情破裂。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彭先生发现，张女士口中所称的“离异”状态竟是谎言，她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

　　愤怒之下，彭先生指责张女士是以结婚为名索取彩礼，利用感情骗取钱财。他多次索要钱款未果后，一纸诉状将张女士告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返还11.19万元。

　　法庭之上，双方对这笔钱的性质各执一词。张女士坚决否认这是彩礼。她主张，这笔钱是两人五年共同乞讨所得32万元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她为彭先生提供家务照料所得的“保姆费”。

　　然而，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来证实这11.19万元属于“共同劳动所得”或“保姆费”。相反，彭先生提交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形成链条，足以证明这笔钱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即“彩礼”。

　　基于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作出了判决。法院酌定由张女士向彭先生返还已支付彩礼的80%，即89536元。这一“八成返还”的比例，在司法实践中并非随意设定。法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会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款项的实际用途、感情破裂原因及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返还80%，意味着法院认定这笔钱确系彩礼，张女士隐瞒已婚事实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可能考虑到两人确实共同生活了五年，存在部分共同开销。

　　张女士不服一审判决，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5年9月16日，二审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并于9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因其人物身份的特殊性迅速成为网络热点。评论区充满了各种惊叹与戏谑：“乞讨五年32万，这比我上班强多了”，“乞丐界也要彩礼，我大开眼界”。公众的注意力被“乞丐”、“32万”、“11万彩礼”这些极具反差感的数字牢牢抓住。然而，在这些被量化的金钱背后，是五年无法被数字衡量的时光，和一份最终被证明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情感投入。

　　抛开猎奇，这起案件折射出的是社会边缘群体在情感与法律层面的双重困境。他们的结合，往往缺乏传统的社会支持与规范约束，更多依赖于口头承诺和个人诚信。当这种脆弱的信任被打破，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证据留存困难，维权之路往往比普通人更为艰难。

　　同时，张女士以夫妻名义与他人同居，而其本人尚有合法配偶，这种行为已涉嫌重婚，可能引发刑事追责。彭先生选择民事诉讼而非刑事报案，或许也反映了他复杂的心态与现实的无奈。

　　即使在最困顿的群体中，“彩礼”作为一种婚姻缔结的仪式性符号，依然顽强存在。它可能无关数额大小，却承载着对关系合法化、稳定化的渴望，以及对女方及其家庭的尊重与保障承诺。

　　彭先生支付这笔对他来说堪称巨款的彩礼，深层动机或许正是为了给自己的漂泊与情感，换取一个“家”的名义和一份安心的保障。当这个基础崩塌，金钱的追索便成了情感创伤后最直接、也几乎是唯一的补偿诉求。

　　从青海西宁街头偶遇的一丝温情，到宁夏固原法庭上的决绝判决，五年光景化为一纸判令返还89536元的文书。11万转账记录清晰，张女士“保姆费”的辩护因无证据未被法院采纳。此案不止涉及金钱纠纷，更像一面映照复杂人性的镜子。它照见了边缘人群对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的渴望，也暴露了在缺乏制度保障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张女士主张的“共同乞讨所得及保姆费”未被法庭认可，而彭先生赠与的彩礼也未能换回承诺的婚姻。当法律以确凿证据厘清11.19万元的财产归属，它却无法抚平五年共同生活所交织的情感与算计。人性幽微，常在困顿与利诱前显现本真。在最讲求实际利益的街头，却上演了最讲求形式承诺的“彩礼”戏码。这讽刺又真实的一幕提醒我们，对爱与诚实的渴望，从未因身份或境遇的不同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