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疑因请假照顾母亲没被批准跳楼

　　【男子疑因请假照顾母亲没被批准跳楼】2025年12月27日深夜，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小区的34楼，一位25岁青年的脚步停在了楼顶边缘。他叫小张，几天前，又一次向领导提出辞职，想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在不久前，这个请求仍然没有得到批准。小张从河南方城县来到芜湖，在安瑞光电有限公司做一名操作工，是一名与劳务公司签合同的派遣工。从2025年10月开始，他远在老家的母亲突发疾病，身体变得“半身不灵活”。一个普通工人的孝心与现实压力，在那一刻达到极限。“他多次向领导申请辞职回家照顾，但都没批准。”小张的姐夫张先生在1月13日向媒体讲述了这段经历。对于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来说，至亲的突然病倒，是精神与生活的双重打击。在家人看来，小张辞职的原因朴素而紧迫：母亲需要人照顾。但根据张先生的说法，公司不仅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严格的考勤规定还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误工一天扣3天工资，他压力比较大”。或许在管理层眼中，这只是一次次可以被搁置、被驳回的请假申请。但在小张的世界里，这几乎是他全部困境的缩影：忠孝无法两全，生计与亲情被迫对立。2025年12月2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下班后，夜色渐深。当晚12点左右，悲剧发生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区。25岁的小张从34楼坠下，生命戛然而止。警方后续介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一个年轻的生命以最决绝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事发后，小张的家属从外地赶来，然而“来到芜湖10多天，去公司门口都是不让进去”。更让家属感到无力的是，尽管他们声称有多名工友能为“辞职不批”作证，但他们与公司之间，似乎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1月13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涉事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回应，他们的说法与家属截然不同。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全权代表用工方安瑞公司处理此事，并明确否认了“不准辞职”的说法——“不存在辞职不批准的事情”。同时，他们称已与家属协商，但家属不同意协商方案。记者联系安瑞公司，得到的回复是“暂不了解此事”。辖区派出所则证实，案件尚未解决，目前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小张的遭遇，残酷地指向了一个并非孤例的社会痛点：当劳动者因家庭或健康原因迫切需要喘息时，制度与人情的冰冷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类似的悲剧早有先例。在2020年广东佛山，一名员工因身体不适想请半个月病假，不仅被工厂拒绝，还被告知“要请假就必须辞职”。最终，这名员工在巨大的身心压力下，选择了在工厂内结束生命。

　　尽管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认为，此类不批假行为与员工的死亡“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事件的结局（工厂最终向家属支付了救济金）以及引发的广泛共情，都揭示了规则之外更复杂的人性困境。

　　这一悲剧也发生在劳动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就在小张出事前不久的2025年12月，相关劳动法规完成了修订，其中明确保障劳动者因照顾家庭成员而请事假的权利。

　　根据修订后的规定，劳动者为亲自照顾家人可以小时为单位请假，且此类事假不得影响全勤奖金的发放。这些规定旨在回应社会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家庭照护需求，意图减少劳动者请假时的后顾之忧。再完善的制度，最终也需要“人”来执行。当管理者手握审批权时，是选择刻板地套用规章，还是能在规则框架内多一分体察与变通，结果往往天差地别。

　　小张的“派遣工”身份，像一层薄膜，让他的处境更加微妙。劳务派遣制度本意或许是灵活用工，但在现实中，它有时却可能让劳动者陷入“用人方不管、派遣方难管”的模糊地带。当争议发生时，用工方（安瑞公司）表示“暂不了解”，而派遣方则称“全权代表”并否认指控。责任在推诿中变得模糊，而逝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

　　这不禁让人思考，在追求效率与成本控制的现代企业管理中，那些身处链条最末端、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具体困境与情感需求，是否已被有意无意地屏蔽在管理者的视野之外？

　　悲剧发生后，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小张在最后一刻经历了怎样的内心风暴。是反复被拒的绝望，是对病中母亲的深切愧疚，还是对严苛规则的无助愤怒？或许兼而有之。小张的纵身一跃，是对“请假难”的极端控诉，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快速发展社会中被忽视的个体柔软地带。当企业管理的刚性规定与人之常情的柔性需求激烈冲撞，制度的缝隙里，是否还能容得下一份对母亲病榻的牵挂？这件事警示我们，真正的进步不仅是制度的健全，更是执行制度时那份设身处地的共情。一个社会的温度，恰恰体现在它对最普通劳动者基本诉求的回应里。愿此类悲剧，能促使更多人在规则之上，看见“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