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推翻或抓捕的外国领导人

　　【被美国推翻或抓捕的外国领导人】2026年1月3日，一则消息震动了世界：载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的飞机，在美军突袭加拉加斯后，降落在美国纽约州的军事基地。这场代号“绝对决心”、动用超过150架飞机的行动，将一国在任元首从卧榻之上强行带走，送往他国接受司法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将这场军事行动比作一场可实时观看的“电视秀”。这一幕，与1990年1月美军入侵巴拿马并抓捕其领导人诺列加的景象惊人地相似。

　　然而，马杜罗绝非名单上的第一个，也远非最后一个。这一幕之所以引发全球性的惊愕与警惕，是因为它撕开了一部漫长而鲜少被美国官方承认的历史——一部美国推翻、抓捕甚至意图刺杀外国领导人的历史。这并非阴谋论，而是由美国前高官亲口承认、被学者系统研究、并被无数案例印证的现实。

　　长期以来，美国的这类行动多藏身于情报机构的秘密档案与外交辞令的模糊地带。但2022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不经意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为贬低国内政治对手，他竟以行家口吻声称：“作为曾经协助策划过政变的人——不是在（美国）这里，而是在其它地方——我知道这需要大量工作。” 尽管他拒绝透露细节，却主动提及了美国在2019年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试图推翻马杜罗政府的行动，并将其称为一个“失败案例”。

　　博尔顿的“坦率”在全球激起轩然大波。委内瑞拉国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其言论，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则批评美国是“民主和生命的最大敌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对此进行国际调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恰恰表明干涉别国内政已成为“美国规则”的一部分。这番来自内部的“供述”，将一种长期存在的美国对外行为模式，从阴影中拖到了聚光灯下。

　　学者们的研究为这种模式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一项研究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推翻超过30名外国领导人，使其成为全球“政权更迭”领域的绝对“领跑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亚历山大·唐斯的著作进一步揭示了这类干预的灾难性后果：干预国往往未能改善与目标国的关系，且被扶植上台的领导人最终也常被暴力推翻。

　　这份清单的时间跨度与地理范围令人咋舌。根据已故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的统计，仅从二战结束到2014年，美国曾试图推翻的外国政府就至少有57个。其起点可追溯至1893年美国支持推翻夏威夷君主国。在拉美，从古巴、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到智利，美国的干预贯穿整个20世纪；在21世纪，海地、玻利维亚的民选政府同样未能幸免。在中东，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是最著名的案例，而针对伊朗等国的行动则可追溯到更早。即便在盟友日本，也有报道称美国曾在2010年向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施压迫使其辞职。

　　美国为何对此乐此不疲？其动机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

　　最显见的是地缘战略与资源利益。特朗普在宣布抓捕马杜罗后，直言美国将“暂时接管”委内瑞拉，并谈及让美国石油公司修复其石油设施。这呼应了历史悠久的“门罗主义”，即将拉美视为自家后院不容他人染指的霸权逻辑。控制关键航道、遏制竞争对手、获取石油等战略资源，一直是核心驱动力。

　　然而，一些研究揭示了更深层、更情绪化的动机。学者帕亚姆·加莱达尔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领导人的“情感挫败感”——即一种结合了霸权期待、认为目标国充满敌意以及负面情绪的综合征——在多次政权更迭决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美国总统被这种情绪支配时，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来消除“障碍”，以此宣泄挫折感。这种分析为理解某些看似“非理性”或过度反应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了达成目标，美国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工具箱”。中央情报局（CIA）自然是主力，前国务卿蓬佩奥曾“自豪”地概括其精髓：“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 此外，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这类机构，则充当了输送资金、影响舆论、支持反对派的“白手套”，NED甚至被国际社会称为“第二中情局”。

　　但历史证明，这些行动常常以悲剧收场，堪称“灾难性的成功”。它们给目标国带来的往往是长期的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与人道主义危机，而非其所宣称的“民主”与“自由”。从伊拉克、阿富汗的乱局，到拉美多国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政治撕裂，无不刻着外部干预的伤痕。这些行动也严重侵蚀了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特别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正如本次马杜罗事件中多国谴责的那样，它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如今，马杜罗的命运悬而未决，而关于“被美国推翻或抓捕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却在世界公众的讨论中再次被拉长和审视。它不再只是一个历史话题，而是一面折射现实与未来的镜子。每一次这样的行动，都在拷问国际秩序的根基，也在提醒所有国家：强权政治的旧脚本，仍在21世纪寻找它的新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