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在家中猝死被保险公司拒赔

　　【外卖骑手在家中猝死被保险公司拒赔】当一名外卖骑手在深夜送完最后一单，将平台状态切换为“收工”，二十分钟后却因突发疾病倒在公共厕所，他的死亡是否能被一纸保单所覆盖？2025年12月，“外卖骑手在家中猝死被保险公司拒赔”的事件登上热搜，这起由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连同近期各地法院判决的类似纠纷，共同撕开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看似有保障的表面下，所面临的理赔困境与权益焦虑。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众包骑手小徐。2023年8月8日晚，他在完成订单并切换为“收工”状态后不久，被人发现昏迷在公共厕所。送医后，他被确诊为脑干出血，病情危殆。因医治无望，家属次日将其运送回原籍家中，小徐于当日下午去世。他的母亲随后发现，小徐生前每日通过平台购买一份含有60万元猝死保险金的“众包骑士意外险”，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然而，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冰冷而坚决。他们认为小徐不符合理赔的三个条件：事发时平台已显示“收工”，不属于工作时间；事发地点是公共洗手间，不属于工作岗位；死亡时已被带离医院，不属于“经抢救无效死亡”。

　　小徐母亲的遭遇绝非个例。在另一起案件中，骑手田某在出租屋内猝死，其家属申请理赔时，被告知保险单上登记的投保人是“平台合作商”而非田某本人，因此遭到拒赔。还有骑手刘某在取餐途中突发疾病去世，保险公司则以“死者存在心脏病，属自身疾病”为由，将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模式：当悲剧发生时，本应提供保障的保险，却往往首先成为一道需要艰难跨越的门槛。

　　幸运的是，司法并未缺席，并为这些陷入绝境的家庭带来了转机。面对保险公司的拒赔，小徐的母亲、田某和刘某的家属都选择诉诸法律。多地法院的判决，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保护劳动者权益。

　　在审理小徐的案件时，法院展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与人文关怀。法院没有僵化地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通过平台数据发现，小徐日常接单时间从早10点持续至次日凌晨1点，期间会频繁切换收开工状态，因此推测其病发时仍处于日常工作时间范围内，甚至可能是疾病导致了被动“收工”。对于“工作岗位”，法院认为，外卖员无固定场所，公共洗手间作为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必要场所，应视为工作延伸区域。最关键的是关于“抢救无效死亡”的认定。病历显示小徐送医时已病危，医院竭尽所能仍无好转。法院认为，在医生明确表示已无生还可能后，家属选择让亲人回家离世，符合人伦习俗，不能因此剥夺其理赔权利。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60万元，后在二审调解中以50万元结案。

　　在田某的案件中，北京金融法院则运用了“穿透式”审判思维，直指问题本质。法院穿透了复杂的商业嵌套关系，认定虽然保单写明投保人是“平台合作商”，但实际每天点击投保、保费从自己报酬中扣除、保障的也是自身权益的田某，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投保人”。同时，法院指出，将理赔条件限定于模糊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实质上是对保障范围的隐性限缩，属于“隐性免责条款”。由于保险公司未能向田某本人充分提示和说明这些条款，因此条款无效。法院据此判决保险公司赔偿60万元。

　　而在刘某的案件中，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更为直接。由于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任何证据，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保险合同有效，且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也未举证证明刘某的病史，因此判决其败诉，支付60万元保险金。

　　这一系列胜诉判决的背后，是法官们对新型用工特征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保险”本质的回归——保障风险，而非规避责任。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韩长印所评价，这些判决没有机械套用传统定义，而是结合外卖骑手工作碎片化、场所流动化的职业特征，认定待命、休整等必要环节都应纳入保障范围，充分保障了新业态劳动者的合理期待。

　　然而，司法的胜利并不能完全掩盖系统性的问题。每天从收入中自动扣除的3元保费，构筑的却可能是一个理赔时才发现漏洞百出的“纸面保障”。复杂的投保链条使得骑手本人常常不清楚合同细节，而保险公司则倾向于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格式条款，在出事时寻找拒赔理由。

　　对于超过8400万的新业态劳动者而言，这些案例是警示，也是指南。它警示平台和保险机构，必须设计出真正符合零工经济特点、权责清晰的保险产品，并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它也指引劳动者，在投保时需尽可能了解条款，发生事故后，务必注意保存好平台接单记录、扣费凭证、医疗证明等一切证据。当遭遇不公拒赔时，应勇敢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