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疫苗打不动 200元流感药抢着要

　　【5元疫苗打不动 200元流感药抢着要】2025年的秋冬之交，中国的流感季来得比往年更早。医院儿科门诊里，因流感而高热、咳嗽的孩子们挤满了走廊。与此同时，公共卫生系统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尴尬的割裂：一端，是为应对威胁而被投入大量资源生产、推广，却乏人问津的流感疫苗；另一端，是网络药房里被持续热议、身价近300元、甚至“一药难求”的抗流感新药。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两组商业数据：2024年，中国三家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总销售额合计仅约14亿元。而单是国内流感药物“头号玩家”东阳光药一家的奥司他韦产品，年销售额就高达约26亿元；加上进口药玛巴洛沙韦（速福达）超过7亿元的销售额，治疗端的市场规模远胜于预防端。一边是低至5.5元一支却仍难推进的疫苗，一边是高达200元一盒仍遭抢购的“网红”药，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折射出的是国民健康观念中的深层悖论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系统性挑战。当流感疫苗的最低采购价跌至5.5元时，这个价格已经低于许多城市的公交车票。然而，极低的价格并未换来接种率的显著提升。根据权威医学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的数据，近几个流感季，中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仅徘徊在3%左右。

　　“疫苗犹豫” 被公认为是横亘在公众与疫苗之间的首要障碍。这种心态远非简单的拒绝，而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状态：人们既不坚决反对疫苗，也非完全信任，而是充满顾虑和拖延。

　　误解的根源很深。“流行性感冒”这个名字本身就在中文语境中造成了困扰，许多人将其与普通感冒混淆。而疫苗的功效常被误解为“完全杜绝感染”，当听说保护率在40%-60%之间时，一些人便觉得“打了没用”。更有甚者，将对新冠疫苗的某些局部讨论或疑虑，错误地投射到了所有疫苗上，加剧了对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一份针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研究也证实，对疫苗功效和安全性的不信任，是导致“疫苗犹豫”的主要原因。

　　更令人深思的是，即便是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也难以完全摆脱“疫苗犹豫”。一位不愿接种的医生坦言，她担忧疫苗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无法完全防护，也对安全性存有疑虑，甚至以“对疫苗过敏”为由拒绝接种。这种专业群体内部的怀疑，无疑会通过复杂的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决策。

　　与疫苗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流感药物的“网红”待遇。玛巴洛沙韦（商品名：速福达）凭借其“单次口服、快速起效”的特点，迅速俘获了患者的心。在疫情和网络传播的双重助推下，它被捧为“神药”，即使纳入医保后支付价仍需约222元/盒，但在需求高峰期，线下药店的零售价经常上浮至230-270元，个别地方甚至被炒至300元以上。

　　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 “即时满足”消费逻辑。人们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疗效”支付高价。发高烧、全身酸痛时，一颗能让症状迅速缓解的药丸，其价值是立竿见影的。正如一位医生所观察到的，疫苗是“为未来投保”的抽象产品，其最大的价值——避免重症与死亡——在健康时是隐形的；而药品是缓解当下痛苦的“刚需”。这种付出与回报在时间上的错位，让预防医学在心理上天然处于劣势。

　　而这种追捧也伴随着风险。专家提醒，玛巴洛沙韦并非人人适用，且有潜在的耐药性问题。在日本，因其较早应用后出现耐药病毒案例，医学界已对12岁以下儿童使用该药持谨慎态度。但在“神药”光环和网络购药的便捷性加持下，许多患者可能在不完全符合适应症的情况下自行用药，这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加速耐药毒株的出现。

　　中国流感的疾病负担被严重低估。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流感导致29万至65万呼吸道疾病死亡。一项覆盖中国2006-2019年的研究也估算，我国每年流感导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病例平均高达234.6万例，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例数平均为9.2万例。

　　面对如此沉重的负担，3%的接种率背后是一张被割裂的公共卫生图景。首先，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疫苗企业需提前大半年根据世卫组织预测的毒株进行生产，但需求的不确定性极高。自2018年以来，我国流感疫苗的供给增速远快于接种增速。这直接导致了惊人的报废率，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约有8000万剂流感疫苗获批，实际接种仅约5000万剂，近四成的疫苗最终因过期而报废。这种“一边生产、一边报废”的循环，对企业和公共资源都是巨大损耗。

　　其次，是断裂的“最后100米”。现实中，医生在诊室里苦口婆心劝患者接种疫苗，但患者需要自行前往社区接种点。这看似不远的距离，却因预约流程、交通成本和时间门槛，足以劝退大量接种意愿本就不坚定的普通人。疫苗接种服务主要依托于儿童免疫规划门诊，服务时间通常局限于工作日，与秋冬集中爆发的接种需求严重不匹配。

　　更深层次的，则是公共卫生投入的失衡。流感疫苗在我国属于居民自费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恶性的价格战让企业无利可图，导致资本更愿意流向利润丰厚的治疗药物领域，而非预防端。这种市场信号的扭曲，长远来看将削弱整个国家在传染病预防上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改变的尝试已经开始。一些地方的政策证明了“免费”和“便利”的巨大撬动作用。例如，北京市自2007年起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集体接种，在2023-2024流感季，该市学生接种覆盖率达到了54.2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4%。一些地区也在探索将接种点前移至二级以上医院，由临床医生在诊疗时直接评估并开具疫苗“处方”，实现“医防融合”，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更关键的，是需要一场全社会范围的观念革新。公众需要理解，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目的，并非追求绝对的“不感染”，而是将流感由一种可能导致肺炎、脑炎甚至死亡的“狂野”（Wild）疾病，转变为一次症状温和（Mild）、快速康复的普通感染。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风险降级。

　　此外，媒体和专业人士需要承担起科学传播的责任，用持续、准确的声音去对抗误解和不实信息。国家层面也需审视并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与分配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如加拿大与药企签订长期供应合同），用更稳定的预期来保护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5元疫苗与200元“神药”的鲜明对比，是一场关于健康、经济与观念的沉重隐喻。它暴露了我们往往更习惯于为“已发生的病痛”支付高昂成本，却吝于为“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小额投资的集体心态。这种选择，从个体短期看或许符合某种消费理性，但从社会和国家的长远来看，却是一条代价更为沉重的道路。

　　每年因流感导致的超过20万例超额死亡，本应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真正的健康智慧，不应只停留在发烧时寻找最贵的药，而在于平常日子里，主动构筑起那道最坚固、最经济的免疫防线。当预防的价值被重新看见和尊重，当“防患于未然”从一个古老的成语真正变为每个人自觉的行动，我们才能告别这种“重治轻防”的割裂，走向一个更具韧性、也更健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