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毒杀未成年子女被判死刑

　　【男子毒杀未成年子女被判死刑】 2025年12月26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刘仲杰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仲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仲杰不能正确处理夫妻感情纠纷，哄骗两名未成年子女喝农药“敌敌畏”，致二人死亡（殁年10岁、7岁）。据悉，他曾在家庭群发布“遗书”，声称“不想让孩子面对世间痛苦”，但实际行为与言论严重矛盾。妻子黄女士指控刘仲杰长期情绪失控，案发前曾捆绑她并威胁同归于尽。刘仲杰提前购买农药，作案时哄骗孩子喝下，之后未施救。警方调查显示，他作案时意识清晰，具有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法院驳回其辩护人提出的“精神障碍影响责任能力”主张，认定其预谋作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仲杰作为亲生父亲，哄骗两名年幼子女喝下农药且未施救，致其死亡，后果痛心。被告人刘仲杰故意杀人犯意坚决，严重违背人伦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此前，8月21日该案在遵义市凤冈县法院开庭审理。12月8日，记者从孩子妈妈黄某飞处获悉，12月11日在遵义市凤冈县法院该案将一审二次开庭。由于黄某飞此前并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该案不公开审理，因此她和其他亲属均无法进入庭审现场旁听。

　　“法院说依照程序通知我二次开庭时间，说等公开判决时会告诉我结果。”采访中，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黄某飞前些日子在送外卖途中遭遇意外事故，致使腿部骨折，当下腿部已打上石膏，行动极为不便，难以外出。她向记者透露，由于无法进入法庭旁听庭审，此次开庭她不会前往法院外等候。她满心期盼法院能够尽快判处对方死刑，“毕竟那可是两条鲜活的人命啊” 。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刘仲杰在婚姻危机中展现出令人发指的“精心策划”：提前购买农药“敌敌畏”，在社交平台发布“最后的狂欢”照片，案发时哄骗子女喝下毒药后未实施任何救助措施。这种“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犯罪特征，彻底击碎了辩护人提出的“精神障碍影响责任能力”的辩解——司法鉴定显示，刘仲杰作案时意识清晰，具有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

　　作为亲生父亲，刘仲杰利用血缘关系中的信任实施犯罪，违背《民法典》第1068条“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的强制性规定，突破人伦底线。哄骗年幼子女饮用剧毒农药，与直接暴力伤害相比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符合《刑法》第232条“特别残忍手段”的加重情节。案件发生在离婚冷静期这一特殊节点，叠加“父亲毒杀子女”的伦理冲击，引发全民关注。据司法大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涉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中，亲属作案占比达37%，此类案件的网络关注度是普通刑事案件的2.3倍。

　　对比2018年广东清远龚金洪吸毒后砍杀子女案（最高法核准死刑），本案虽无毒品因素，但犯罪预谋性更强、社会危害性更甚。法院最终选择顶格量刑，正是对“任何以‘爱’为名的暴力都应受到严惩”这一司法理念的生动诠释。

　　这并非中国司法首次面对亲属间故意杀人案。2025年1月，广东惠州冷某敏因工作受挫，杀害7个月大侄女并挟持父亲，被以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2022年山西“生母继父杀子案”中，两名被告人虽因长期虐待致死儿童被判无期徒刑，但量刑争议至今未息。这些案例折射出司法实践中的两难困境：当“家庭纠纷”与“故意杀人”交织时，如何平衡情理与法理？

　　2015-2020年，亲属间故意杀人案平均刑期为12.7年，其中因“家庭矛盾”轻判的占比达41%；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此类案件死刑适用率提升至18%，较前五年增长6个百分点；2025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对杀害未成年人等严重暴力犯罪，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刘仲杰案的判决，正是这一司法趋势的最新注脚。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当父母成为加害者，法律必须成为未成年人最后的守护者。”这种“零容忍”态度，标志着中国司法从“家庭本位”向“生命权本位”的深刻转型。

　　这起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更令人深思。刘仲杰在离婚冷静期内实施犯罪，期间两次报警记录显示：其妻子黄女士曾因被捆绑威胁报警，但警方仅以“家庭纠纷”处理。这种“民事不介入”的惯性思维，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时间窗口。2025年民政部数据显示，离婚冷静期内发生家庭暴力的案件占比达12%，但仅有3%的当事人申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比2025年广东冷某敏案中警方果断击毙挟持人质者，本案中“接警不出警”的争议（目前纪委已介入调查），凸显基层执法标准亟待统一。刘仲杰子女就读学校在案发前未发现异常，社区网格员未进行风险排查，暴露出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的断裂。

　　这起悲剧不应仅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推动制度变革：建议将“离婚冷静期内的家庭暴力”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特别保护范围，明确警方强制介入标准；建立“亲属间暴力犯罪”量刑指引，对利用血缘关系实施的犯罪从重处罚；推广“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学校、医院、社区发现未成年人异常情况时必须报警。

　　当法官敲响法槌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法律对罪恶的审判，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承诺：每一个孩子，都应活在法律保护的阳光下，而非父母情绪的阴影里。这或许就是这起案件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