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熊尸围城” 7个月捕杀9765头

　　【日本“熊尸围城” 7个月捕杀9765头】据日媒12月23日报道，在今年4月至10月期间，日本全国已有9765头熊被捕杀，创历史最多记录。报道称，日本环境省通过各地提交的报告统计被捕杀的熊的数量，此前数量最多的是2023年，一年有9099头熊被捕杀，更意味着平均每天有47头熊被猎杀。与此同时，4月至11月期间，全国因熊袭击导致的伤亡人数攀升至230人，其中13人死亡，单月伤亡数据触目惊心，峰值出现在10月（7人死亡、81人受伤），熊的踪迹早已不再囿于深山密林的幽僻之处，而是如肆意蔓延的藤蔓，一路伸展至居民的家门口、广袤无垠的农田，甚至学校周边的地带。这场被媒体冠以“熊尸围城”的危机，正以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血色数据，无情地撕开了日本社会生态治理中潜藏的深层裂隙。从北海道繁华喧嚣的市区街道，到东京近郊静谧祥和的居民区；从农村广袤无边、沃野千里的田间地头，到旅游景点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公交站，熊的出没范围之广，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其踪迹几乎遍及多个地区。当地居民满脸无奈地诉说：“如今，大家出门都提心吊胆，送孩子上学，非得开车全程护送不可，就怕半路上遭遇不测。超市和便利店的自动门，也成了大家心中的“雷区”，谁都不敢轻易靠近，生怕一个不小心，这里就沦为‘熊家食堂’了。还有些处于城市边缘的地方，大家晚上更是连灯都不敢开，就怕真如传说中那样，有熊来敲门。”

　　为了有效遏制熊灾，削减熊的数量，日本各地政府纷纷抛出悬赏令，慷慨地拿出奖金作为诱饵，诚邀猎人们重出江湖猎熊。这一举措，让不少人恍然惊觉，原来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还保留着猎人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职业。在日本，猎人并非普通的谋生行当，而是一个专业工种。他们虽无行政权力，却如同没有实权的公务员一般，享有编制，且必须加入工会——“猎友会”，才有资格从业。

　　猎人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动物过度繁殖，维持物种数量的平衡。然而，近年来猎人行业却面临着严峻的人才流失困境。一方面，猎人行业门槛颇高，前期投入巨大，而收入却相对微薄，这使得年轻人普遍对这一职业敬而远之；另一方面，疫情的肆虐导致许多老猎人感染新冠不幸离世，剩下的老猎人也因年事已高而无法继续行动。据统计，日本持证猎人的数量从五年前的4000人锐减至如今的2000多人，这一状况使得熊灾的控制工作愈发举步维艰。

　　猎人行业门槛高、前期投入大、收入低，导致年轻人不愿涉足，行业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猎人数量锐减，熊的数量必然呈上升趋势。比如，5年前有4000名猎人，如今仅剩下2000多人，少了2000名猎人，就可能多出1万只熊，而且熊会不断繁殖。此外，由于猎人减少，山里的食物并不短缺，气候变暖也使得食物更加丰富，这无疑为熊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除此之外，开采林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一些黑中介借疫情之机，吸引国外投资客在穷乡僻壤搞建设，赚得盆满钵满后便抽身离去。

　　2025年秋季，日本主要熊类食源——山毛榉与橡树果实产量锐减80%，直接导致熊群冬眠周期缩短甚至取消。北海道环境研究所的监测显示，为在冬眠前储存足够脂肪，饥饿的熊不得不冒险进入人类居住区觅食。岩手县一温泉旅馆员工失踪案中，警方在现场发现动物毛发与血迹，并在附近山林击毙一头成年公熊，其胃部残留未消化的衣物纤维，印证了熊类“食人”行为的生存压力本质。日本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了人熊冲突。过去30年，全国23%耕地弃耕，森林与居民区平均距离从1200米缩至500米，重叠区扩大47%。秋田县张贴的警告标志显示，该县今年记录“熊出没”事件超万起，其中70%发生在农田与住宅交界地带。荒废的农田成为熊的新栖息地，而缺乏防护的独居老人与儿童则成为高危群体——10月岩手县80岁女性遭熊袭击身亡的案例，暴露出农村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日本持证猎人数量从1970年的65万锐减至2025年的9万，60岁以上猎人占比超70%，75岁以上者达40%。这种“白发猎人”现象直接导致捕杀效率低下：北海道上之国町今年猎杀量达去年17倍，但处理尸体时，13人团队中仅3人具备分解熊的技能。更严峻的是，政府补贴严重不足——每头熊仅补偿230元人民币，远低于猎杀成本（装备、风险与时间成本），导致猎人协会罢工三年，即便提高赏金至单头8000日元（约370元），仍难覆盖实际支出。

　　日本动物保护法的初衷是恢复熊种群数量，但配套措施缺失导致生态承载力超限。2012年日本黑熊数量为1.5万头，2023年激增至4.4万头，棕熊达1.17万头，远超森林资源承载能力。然而，政府在放宽射杀限制（如允许警察使用步枪、动员自卫队协助）的同时，却未重建生态缓冲带或恢复坚果林种植，陷入“捕杀-数量反弹-再捕杀”的恶性循环。

　　熊灾已深度渗透日本社会生活。12月4日，富山、长野等县单日报告4起袭击事件；群马县一头熊闯入超市，致两名顾客受伤；东京近郊居民区频繁出现熊踪，引发“过马路需警惕熊突袭”的集体焦虑。防熊喷雾、电击器等自卫装备销量激增300%，部分学校被迫调整上下学时间，旅游业因“熊患”预警遭受重创。

　　2025年日本年度汉字“熊”的当选，暗含社会情绪的复杂投射。一方面，租期到期返回中国的大熊猫（如上野动物园“晓晓”“蕾蕾”）曾是日本民众的精神寄托，其离去加剧了社会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另一方面，野熊的肆虐则象征着自然力量的反噬。这种“可爱熊猫”与“致命野熊”的对比，折射出日本在生态保护与人类安全之间的认知撕裂。

　　日本政府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熊尸处理网络，避免焚化厂超负荷运转与冷冻库爆仓的公共卫生风险。同时，推广实时熊迹APP（如秋田县模式）、清理诱熊果树（宫城县经验）等技术手段，降低人熊相遇概率。德国用电网分离人熊活动区、瑞士“熊巡逻队”投喂替代食物等国际案例，提供了可借鉴的生态调控方案。恢复坚果林种植、重建农田缓冲带是治本之策。卫星追踪数据显示，熊群迁徙路径与人类活动区高度重叠，通过科学规划生态廊道，可引导熊群回归传统栖息地。此外，政府需补贴年轻猎人培训，重建“政府猎人”队伍，并制定动态种群调控方案，避免“一刀切”捕杀引发伦理争议。

　　日本熊灾并非孤立事件。清朝虎患、印度象群进城、巴西美洲豹袭击等案例表明，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是城市化扩张的必然产物。当人类从传统栖息地撤退，野生动物自然接盘——唯有修复断裂的生态契约，通过科学规划、完善治理与社会协同，才能终结人熊零和博弈。这不仅是日本的挑战，更是所有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回答的命题。

　　日本“熊尸围城”的悲剧，本质上是生态保护与人类安全失衡的缩影。当9765头熊的尸体堆积成山，当13条生命消逝于熊爪之下，人类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真相：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学会与野性共存。这场危机或许能成为转折点——推动日本从“被动捕杀”转向“主动治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一份血色却珍贵的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