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揪出“职业闭店人”

　　【上海警方揪出“职业闭店人”】一家经营尚可的培训机构，在悄然更换了老板后，先是突然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紧接着，员工陆续离职，服务质量断崖式下跌，最终在一夜之间关门闭店。这不是经营不善的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近期，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侦破一起新型“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抓获了以顾某、韩某为首的4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收购教育培训机构为幌子，上演了一出“两头骗”的戏码，总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当肖女士这样的受害者，在2025年6月走进派出所报案时，她未曾想到，自己揭开的是一个在全国多地流窜、专门吞噬预付费资金的灰色产业链的一角。2025年初，中国消费者协会已将“职业闭店人”列为当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之首。顾某和韩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自2023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从事为教培机构“闭店转课”的业务。即便在2024年8月，韩某因从事“职业闭店”不规范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他们也没有收手，反而拉拢了林某、刘某等社会闲散人员，将业务做得更加隐蔽。他们的套路分两步走，精准地割了“两头韭菜”。第一刀，砍向急于脱手的原经营者。从2024年12月开始，顾、韩二人专门在上海寻找那些经营盈利、生源良好，但创始人因个人原因希望转让的培训机构。他们将自己包装成经验丰富、资金雄厚的行业资深人士，用吹嘘和夸大的承诺骗取对方信任。一旦得手，他们立即安排无收入来源、无任何从业经验的林某、刘某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和名义股东，完成工商变更。这样一来，他们不仅金蝉脱壳，将未来的法律风险转移给了这些“背债人”，还从原经营者手中骗取了高达40余万元的所谓“剩余课时费”转让款。更为狡猾的是，他们会要求原经营者对转让事宜严格保密。

　　第二刀，则挥向毫不知情的消费者。接手机构后，顾、韩立刻开始“最后的疯狂”。一方面，他们不计成本地大肆推销课程，以极低价格倾销课时包，短时间内快速回笼资金。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无故降薪、故意拖延支付工资、社保和租金等方式，逼走原有的核心教师和员工，人为制造经营困难的假象。当消费者的预付款和新收的学费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便立刻关门失联，彻底“卷款跑路”。

　　市民肖女士的经历，是这个犯罪剧本的标准演绎。2025年4月，她为孩子在一家儿童美术培训机构购买了价值21250元的150节大课包。合同签订不久，她就发现不对劲：原先承诺的户外写生、节日手工等活动被无故取消，熟悉的销售和老师陆续离职，原本的1对1课程也被并入了大班教学。

　　她后来才得知，就在她缴费前后，这家机构的实际控制人已经悄然变更为顾某和韩某。顾、韩二人曾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资源丰富、资产雄厚，能带领机构更好发展。

　　然而，所有的承诺都在2025年6月化为泡影。机构突然关停，负责人失联。肖女士手中还有大量未消耗的课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万元。直到警方介入，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为骗局的目标。

　　上海的这起案件并非孤例。它暴露出“职业闭店人”已经从个别行为，演变为一个分工明确、套路成熟的灰色产业。实践中，“职业闭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像顾某、韩某这样，直接参与经营，利用原有客户资源进行最后一波“收割”后跑路；二是仅为原经营者出谋划策，通过安排“背债人”变更法人等方式帮助其逃债，并从中收取高额报酬。

　　无论哪种形式，其核心都在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便利。他们通过虚假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变更，让真正的责任主体“金蝉脱壳”，而将债务和法律责任甩给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背债人”。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业闭店”行为，法律和监管的围剿网正在迅速收紧。2024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迁移服务场所的，必须提前30天公告，并赋予消费者在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时的合同解除权。

　　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3月发布的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职业闭店人”以欺诈为目的诱使消费者充值，构成犯罪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强调：“‘背债人’背不走债务，‘逃债者’逃不出法网。”

　　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正式施行，堪称斩断“职业闭店”黑手的“三把利剑”。创设回溯撤销制度：当有证据证明变更登记是为了恶意逃债时，登记机关可撤销相关登记，让原股东无法逃避责任。建立三年信用惩戒：对涉及虚假登记的直接责任人，三年内禁止其再次申请办理公司登记，大大提高其违法成本。强化变更登记实质审查：对可能涉及恶意逃避债务的变更申请，登记机关需加强审查，从源头遏制。

　　“职业闭店人”的兴起，本质上是预付费商业模式风险的一次集中爆发。这种模式天然存在资金使用与提供服务在时间上的错配，一旦缺乏有效监管，就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资金池”。

　　整治这一乱象，最终还需要回归到对预付资金本身的监管上。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开始探索实行预付资金存管制度，要求经营者将一定比例的预收资金存入专用存管账户进行监管。此外，上海在健身行业试点的“公证提存”模式也值得借鉴，消费者的预付款由公证机构监管，商家履约后再划转，从根本上保障了资金安全。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面对商家大额的预付优惠诱惑时，务必保持理性。尽量选择周期短、金额小的预付项目，并关注机构的工商信息是否发生异常变更。

　　这起案件的侦破，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任何试图将商业风险通过欺诈手段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当“有限责任”的公司外壳被用心险恶者钻营成欺诈的护身符时，法治的利剑必会刺破这层伪装。上海警方此次行动不仅是为百余位受害家长追赃挽损，更是对一套系统化、产业化的失信模式敲响的丧钟。它警示所有市场主体：诚信是商业活动不可逾越的底线。

　　信任是消费社会的基石，而预付费模式是这基石上一次大胆的信用预支。守护这份脆弱的信任，不能仅靠消费者“用脚投票”，更需要严密的制度监管、严厉的司法惩戒和全社会的共同监督。只有当每一次恶意闭店都必然面临“天网恢恢”，当每一笔预付资金都享有“铜墙铁壁”，我们才能真正告别“闭店跑路”的焦虑，迎来一个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