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发现女儿非亲生 多部门介入调解
【男子发现女儿非亲生 多部门介入调解】男子王某甲看着怀中年仅13个月、尚在熟睡的女儿,她的眉眼像极了自己。这曾是他每日辛勤奔波后最温暖的慰藉。然而,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却将这份亲情与慰藉击得粉碎。2025年初,这位重庆父亲在确知女儿并非亲生后,陷入了愤怒、痛苦与迷茫的漩涡。家庭的骤然破碎,带来的是关于离婚、抚养权和过往付出是否该被追偿的一系列尖锐纠纷。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一个由重庆市某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搭建的线上调解室,成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场所。调解员、法官、妇联干部通过数字应用“背对背”沟通,让一场可能旷日持久、两败俱伤的家庭战争,在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下,找到了平静的出口。
这个案例作为典型,在2025年12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和司法部联合向社会发布。它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成为了观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如何运用智慧与温度,修复社会最小单元裂痕的一扇窗口。
2022年5月,王某甲与李某登记结婚,组建了家庭。2023年12月,女儿王某乙的出生,为这个小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希望。然而,这份和谐并未持续太久。女儿出生后不久,母亲李某便离开家乡前往外省打工,抚养幼女的重担落在了王某甲一人肩上。
在日复一日的独自照料中,或许是源于某种直觉,或许是源于生活的细节,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在王某甲心中滋生——女儿可能并非自己亲生。2025年1月,备受煎熬的他最终选择通过科学手段寻求真相。亲子鉴定的结果冰冷而确凿:排除亲生血缘关系。这份报告瞬间击碎了他作为父亲的所有付出与情感寄托,原本温馨的小家根基轰然倒塌。
真相大白后,这个家庭迅速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2025年3月,王某甲正式向李某提出离婚。然而,离婚远不是简单的分手,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棘手难题。
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仅1岁多的女儿王某乙今后由谁抚养;二是王某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抚养孩子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否应该得到补偿。
站在王某甲的立场,他感到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情感欺骗和物质损失,要求女方返还养育费用合情合理。而李某身处外省,对于如何承担起突然完全回归的抚养责任,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与无措。双方情绪对立,各执一词,常规沟通已经无法进行,矛盾随时可能激化。
就在纠纷陷入僵局时,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辖区的网格员在日常排查中发现了这一矛盾隐患,随即通过“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应用上报。案件信息迅速流转,经“三级治理中心”分流,最终依托“重庆调解在线”平台,指派给了专业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由于当事人李某远在外省,调解委员会果断启用了线上远程调解模式。调解员首先通过系统建立了案件电子档案,将亲子鉴定报告等重要证据一键归档,为调解做好了扎实准备。
首次线上调解,双方情绪激动,调解员立即转为“背对背”单独沟通。他们通过平台向王某甲精准推送相关法律条文和类似案例,清晰告知其法定权利与义务。同时,连线加入的区妇联干部,则从情感入手,向李某传达孩子对母爱的需求,强调其作为亲生母亲不可推卸的抚养责任。
在打破初期对立情绪后,调解进入了更实质性的法律与方案磋商阶段。调解员利用“重庆调解在线”的法律法规检索功能,迅速调取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系统推送的案例,向双方进行精准释法。
核心法律点被明确厘清:第一,王某甲在法律上并非王某乙的生父,因此不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第二,孩子应由其亲生母亲李某承担监护和抚养责任;第三,王某甲此前因受欺诈而支出的抚养费用,依法有权主张返还。
此时,一位通过平台线上接入的法官,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权威答疑,彻底打消了双方的法律疑虑。同时,针对李某担忧的独自抚养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妇联干部及时告知了她可以申请异地帮扶政策的途径,为其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法理明晰、心结渐开的基础上,经过多轮线上沟通,王某甲与李某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一、女儿王某乙随母亲李某共同生活,王某甲无需支付抚养费;二、李某需就此事向王某甲诚恳赔礼道歉;三、王某甲念及过往夫妻情分,最终决定不再要求李某返还此前为抚养孩子支出的各项费用。
这份协议,既坚决维护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核心原则,确保了幼小的王某乙能够由亲生母亲合法抚养,也体现了对受欺骗一方情感与付出的尊重。王某甲放弃追索经济赔偿,并非对权利的放弃,而是在法律支撑下,一种更具主动性的情感了结与自我释怀。
纠纷的化解并未随着电子签名确认协议而立刻结束。调解员通过平台的“案件跟踪”功能发起了线上回访,确认协议已履行到位,且未衍生新的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延伸的关怀:区妇联主动对接了李某所在地的妇联组织,通过平台共享回访记录,将持续跟踪王某乙后续的生活与心理状态,确保各项帮扶措施落到实处。这种“四位一体”的闭环工作模式,将一次性的矛盾调解,延伸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长期守护。
这起纠纷的解决,犹如在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末端,进行了一次精准而高效的“微创手术”。它没有让一场家庭悲剧演变为漫长的司法诉讼或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多部门协同、法理情融合的现代调解机制,在废墟之上寻找重建秩序与抚慰伤口的可能。
它清晰地传递出这样的价值导向:法律是捍卫权益、厘清责任的刚性底线,而社会调解则是在底线之上,搭建通往谅解、平和与未来的柔性桥梁。孩子的无辜权益必须被置于中心保护,个人的正当愤怒与伤痛也理应得到倾听与疏导。
当技术的效率、制度的协同与人文的关怀得以汇聚,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便得以增强。这起“小案件”所映照的,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朝向更精细、更智慧、更有温度演进的生动实践。它告诉我们,即便面对情感世界里最棘手的纠葛,我们依然可以努力,让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成为修复信任、导向善治的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