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深圳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中国科学家在深圳一处高度保密的实验室内，成功打造出了一台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原型机，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这台被内部人士形容为中国半导体“曼哈顿计划”核心成果的设备，虽然尚未能制造出可用的芯片，但已能够成功产生极紫外光，标志着技术攻关迈出了关键一步。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实现半导体自主的进程，可能比许多国际分析师此前预期的要快上好几年。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台原型机的“出身”。据知情人士透露，它并非完全从零开始的闭门造车，而是由一个特殊的团队通过逆向工程开发而成——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是来自全球光刻机霸主、荷兰阿斯麦公司的前工程师。他们利用从二手市场获取的阿斯麦旧设备零部件，在中国深圳的实验室里，几乎占满整个厂房楼层，于今年初完成了这台庞然大物的建造。

　　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突破。要知道，就在今年4月，阿斯麦首席执行官还曾断言，中国想掌握EUV技术还需要“许多、许多年”。如今不到一年，原型机的问世无疑在技术和心理上都带来了巨大冲击。

　　然而，通往完全自主的道路依然漫长。核心挑战之一，在于复制西方供应商生产的、极度精密的先进光学系统。因此，关于实现量产的时间表，官方与业内也存在着“积极”与“现实”的两种预期。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力争在2028年前，利用国产EUV光刻机生产出可用的芯片；但接近该项目的相关人士则表示，更现实的目标可能是在2030年左右。

　　这台EUV原型机，正是深圳系统性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一个缩影和高光点。 在12月18日举行的广东省“十四五”成就深圳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林明确指出，深圳已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集中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

　　这些成果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被深圳验证有效的创新“打法”。深圳摒弃了过往科研中常见的“零敲碎打”，转而发动了一场“组织化战争”。市科创局负责人介绍，深圳创新性地采用了“项目经理人”、“揭榜挂帅”、“业主制”和“赛马制”等模式，目的就是推动龙头企业牵头，汇聚资源解决最紧迫的产业难题。

　　这套体系的根基，是深圳多年来坚持的“6个90%”创新格局：即全市90%的研发人员、研发机构、科研投入、专利产出都集中在企业。深圳把企业作为链接科技与产业的最关键节点，政策、资金、项目等资源大幅向企业倾斜。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全市科技财政经费超过430亿元，其中超过75%直接投向了企业。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突围路径：从最底层的算力根基开始筑牢。 在半个月前的第27届高交会上，深圳展示了其构筑的硬核算力“护城河”——昇腾384超节点，其算力达到了惊人的300 Pflops。这不仅是单纯的硬件堆砌。深圳的雄心在于打造一个“英伟达生态以外的算力生态体系”，为此推动成立了“大湾区昇腾算力应用创新研究院”，通过开源算子库、标准化模型迁移等方式，吸引全球开发者共同构建安全可控的算力供应链。

　　有了强大的算力底座，上层的应用创新和技术突破便有了肥沃的土壤。同样是来自深圳的突破：深圳大学黄磊教授团队研发出了全球首款“变阈值单比特ADC芯片”。这项技术跳出了传统多比特芯片的框架，首创动态阈值调控机制，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度，为我国高端雷达芯片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深圳也有独创模式。市政府支持建设了128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首创“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的综合体模式。例如，深圳市先进电子封装材料概念验证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近150家，服务超过1300次。同时，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已汇聚了超过1万项科技成果与需求，促成的技术交易金额达49.12亿元。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强化的创新“飞轮”。 底层的算力突破，赋能了上层如工业质检大模型、全流程数字人等复杂应用的开发；而这些应用在实际场景中遇到的新挑战、新需求，又会反向推动底层算力架构和核心算子的持续优化。例如，在研发视频理解模型时，深圳的研究机构与华为深度协同，对核心算子进行定向加速，最终实现了单算子性能平均提升超过50%，模型整体效率优化约30%。

　　因此，深圳传出的EUV光刻机原型机消息，其意义远不止于一台设备。它是一个信号，宣告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化和系统化方式，向科技创新最深的水域发起攻坚。这条路注定艰难，也未必能迅速达成所有既定目标，但坚定的步伐本身，已然在重塑全球科技竞争的格局与预期。当其他人还在争夺“应用之都”的称号时，深圳正在默默修筑一条更宽、更深的“护城河”。